陈瑞琳：北美新移民女性创作的汉语成就安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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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然事件     北美的新移民文学发轫于上世纪80 年代，成熟于90年代，从单纯描写个人沉沦痛苦、奋斗崛起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新移民文化心态的表现，进而展开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他们早期创作的主题主要是表达在“生命移植”过程中“离散”意义的苦乐悲欢，带给人们的阅读冲击首先是面对西方异质文化的心理冲突以及对自己母文化血缘的“离而不散”。近二十年来的努力则是在全球化视野下寻求文化的融合以及在“超越乡愁”的高度上来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回归”。

      一，北美女性创作的总体成就

      北美的新移民女性小说家，阵容相当强大，其中包括：最早表现大陆留学生海外遭遇心理挣扎的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反思一代人传奇命运的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解剖人性的严歌苓（《少女小渔》），游走在双城记里的张翎的（《望月》），塑造女性人格的陈谦（《覆水》），沉浸在家族故事里的施玮（《柔若无骨》），还有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张慈的《浪迹美国》，李彦的《嫁得西风》，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施雨的《纽约情人》，吕红的《美国情人》，融融的《夫妻笔记》，宋晓亮的《切割痛苦》、曾晓文的《梦断德克萨斯》、虔谦的《万家灯火》，王琰的《落日天涯》，江岚的《合欢牡丹》、孟悟的《雾城》，黄鹤峰的《西雅图酋长的》，枫雨的《套在指上的环》，海云的《冰雹》，刘加蓉的《洛杉矶的中国女人》，汪洋的《洋嫁》，洪梅的《梦在海那边》，梅菁的《纽约绮梦》，伍可娉的《金山伯的女人》，岑岚的《那天边的彩虹》，艾米的《山楂树之恋》，秋尘的《时差》，文章的《失贞》，董晶的《七瓣丁香》，张惠雯的《两次相遇》等，都从不同的人生角度，展开了移民世界的文化挑战。

      二，直面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

      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特别贡献，首先表现在正面地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这种“移民人生”所特有的“疏离体验”，突出地体现在下面几位女作家的创作中：

      1，查建英：“边缘化”后的“离心力”

      查建英是北美新移民作家中正面书写异域生活文化冲突的先驱。她的小说集《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留美故事》等。最早表现了大陆留学生在海外遭遇的心理挣扎，并直面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从而开创了留学生文学和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双重先河。

      2，周励： 先浴火，再重生！

      周励，海外新移民文学的重要先驱者。海外移民文学的灵魂就是在浴火后“重生”，即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土壤里扎根发芽，正是在这一点，周励的长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具有了它特别的意义！

      3，严歌苓：脱胎换骨与生命爆发

      严歌苓曾经把自己的创作成就归功于自己的艺术观念受到了重新洗牌，异域生活的切换和重塑，全面地激发了严歌苓潜在的创作才情。关于她的创作，前期比较偏重于表达中西文化冲突，后期作品“回归”到挑战历史的中国书写。

　     4，张翎：交错的彼岸

      如果说严歌苓的创作是重新洗牌后先“离散”再“回归”，张翎则一直是在交错的彼岸中飞旋。在张翎的笔下，即是双向的“突围”，又是双向的“依归”。

      张翎小说的魅力，首先是时空美学的距离。这种距离感，造就了她的遥远而冷静，也酿就了她文字里的心平气和。正是这个距离，造就了张翎的小说。

      其次是她温婉的春秋曲笔，把悲伤的故事推远，把人性剥离成碎片，她不控诉，更无显山露水的批判，淡笔写来，丝丝震撼，把个时代的“风云录”纳在绣枕之上，看去玲珑，囊里却惊涛骇浪，堪为女作家春秋史韵的奇笔。

      5，陈谦：从外部现实转向“内世界”

      关于陈谦的创作，主要是她努力跨越了对外部世界的现实性关注，从而进入到了“人”的“内世界”的探掘和反省。陈谦在新世纪创作的作品，都希望回答“人是怎样的”、“人何以如此”这样的内诘。

      6，施雨：手术刀下的生与死

      施雨的长篇小说，是让读者在生死存亡的瞬间领教命运之神的真正残酷。这部北美华文坛罕见的以医学世界为背景的小说，笔触深入到了美国独特的人文地理及其法律战线，对西方上流社会展开了冷静的揭露甚至批判，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品中实属罕见。

      7，融融：性与爱的觉醒

      融融笔下的故事，不仅仅是中西异国文化碰撞出的“灰姑娘童话”，而是对生命能量的挖掘和由此发出的衷心礼赞，她甚至以“性爱”的杠杆，正面撬开了“生命移植”的人性深广。

      8，王琰：人生选择的代价

      王琰的长篇小说《落日天涯》、 《归去来兮》、《我们不善于告别》、《天才歧路》，中短篇小说集《双面佳人》等，表现的是新时代各类主人公在移民美洲之后为开拓生存空间而走过的艰难历程和经受的心灵挣扎。

      三，挑战性回归“中国书写”：

      1，严歌苓：探寻“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

      从《第九个寡妇》到《小姨多鹤》，严歌苓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她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要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她注重个人，而不是把国家、民族放在第一位的，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对个人的关怀。

      2，袁劲梅：小说里的历史哲学

      袁劲梅，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教授。获奖作品有中篇小说《忠臣逆子》、《九九归原》、《罗坎村》、纪实文学《一步三回头》等，出版小说集《月过女墙》、《忠臣逆子》，另有长篇小说《老康的哲学》《青门里志》《疯狂的榛子》。她是下笔之初有雄心和抱负的作家，试图写出世道人心及自己对中国历史乃至人类文明的思考。

      3，施玮：女性的生命追求

      她的长篇多写女人的命运，表达女性的生命追求进程：从肉体到精神再到灵魂。《柔若无骨》写女性在社会动荡中的生存命运。《放逐伊甸》写女性在极端变革时代中的精神命运。《红墙白玉兰》写女性生命灵魂成长的救赎命运。

      4，张惠雯：“人性的诗意”

      张惠雯，70后作家的优秀代表。中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题材多是海外移民的情感瞬间，尺幅之内擅长表现生的“醉意”与“诗意”。

      四，结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北美华文女作家的创作，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文坛，同时也带动了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热潮，并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交流的文化桥梁。今天的海外汉语女作家，已经摆脱了早期创作的那种“无根”之痛，也逐渐消解了游子思乡以及生存压力和文化冲突的巢臼，她们开始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人性与人类关怀，努力在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秋尘：关于“北美新移民文学婚恋书写中的女性形象”的题外话

      我预定报告的题目是：北美新移民文学婚恋书写中的女性形象。因为会前已经提交了八千字的论文，报告时间又只有7分钟，无法对这一研究做比较详细的介绍，所以，我想在此说一点与这个研究相关的，却是题外的话。

      我这篇八千字的论文是2010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时提交的论文的一小部分。现在，6、7年以后再来报告这个研究成果，似乎有些迟。但在准备这篇论文，尤其是准备这个发言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了这一研究对我的特殊意义。说是特殊，是因为我是最近才意识到的。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学术方面，一个是在创作方面。

      在说明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之前，我需要先介绍一下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因为至今这一研究成果还没有做单行本出版，所以有必要说明一下。

      我的论文的题目是“论北美新移民华文小说中的婚恋书写”，属于主题研究的课题。研究主要分为四大板块。首先，对北美新移民婚恋小说文本进行了历时性梳理和阶段的特征分析；其次，从新移民婚恋书写模式的角度，进行了共时性的类型归纳和分析研究；第三，对这一研究范畴内的典型性别形象（既男性和女性）的塑造，做了共识性的分析和分类总结；最后，使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新移民婚恋小说的创作语境和书写策略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和阐释。

      当时和导师定下这个题目以后，我却很有些后悔。主要的原因是感觉这个题目对我而言太庞大了，而且还很新。当时，根本找不到现有的可以用来够做一个博士论文的研究资料，更没有能以移民视角上来关注这个研究主题的。我后来意识到，婚恋书写，本身包含了恋爱和婚姻两大主题，同时又都和社会、历史、文化、性别、国族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北美移民这个特定的界定，上面提到的各种相关因子就都变得格外复杂了。比如，文化因子不再是大一统的东方文化，而是东、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一种环境；再比如性别因子，不再是男、女两种类型，而至少是四种，即：东方男性、西方男性、东方女性、西方女性，如果不考虑同性恋这种婚恋模式的话。所以，当时我做论文的感觉就好像拿着一把餐刀，却要宰杀一头狮子一样，既无从下手，又倍感无力。后来在导师、教授们和自己的努力下，我选择了一些特殊的但能够把握的视角，比如婚恋书写模式，比如性别形象的塑造，比如创作姿态、书写策略等进行了研究。终于在2010年夏天，完成了论文答辩。

      现在已经6、7年过去了，回头再来看这一研究，我真的发现了它的好处，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两个方面的特殊意义。

      第一个好处是，我发现了这一主题研究的可持续性和可延展性。可持续性表现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当年我做论文时，选了截止到2008年时可以找到的40多个小说文本做为研究样本，到今年已经八年过去了，新作品在这八年中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文本研究的样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了，相应地，婚恋书写这一主题研究也需要重新审视，做更加深入、更加广阔的分析和考量。我们甚至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持续，只要有新文本不断问世，这一研究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除了可持续性，这一研究还有可延展性。这主要是指研究的视角的范围可以扩大，比如当时我做的婚恋书写模式分类，没有考虑同性恋（又有男性和女性的，或者双性的）的类型。再比如，性别塑造的形象，随着新文本的增多，可能会有新的类型出现，从而扩展北美新移民人物形象的谱系。

      我非常希望有人能继续这一研究，并十分愿意提供任何我可能提供的帮助。感兴趣的学者可以和我联系。昨天和王列耀老师谈起我的论文，他还建议我应该出版出来。我想如果有时间有可能，我会认真考虑他的建议。

      第二点，是关于创作的。了解我的人知道，我进入文学是从创作开始的。自从2006年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后，到现在十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直到今年夏天，才发表了一个中篇《零度忍耐》。当初拿到学位后，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只要见到中文方块字，我就会条件反射，产生妊娠反应那种呕吐感。大概两年后，还是禁不住诱惑，又开始写起了小说。但说也奇怪，写出来的东西，连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自然也没有信心往外投稿。好在我还是在写，写得很慢。最近这两年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慢慢地意识到，曾经从事的学术研究，在我在小说创作中，如故事主题、情节安排、语言叙述等方面，都在起着无形的作用。我会更加全面、立体、理性地对待创作和作品。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单纯为了把一个我无法忘怀的人或者事件，以宣泄的方式写出来。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生活阅历挺简单的人。从事了几年的学术研究，再回来搞创作时，我感觉到，这一段从创作到学术，再从学术回到创作的经历，似乎在无形中增加了我的生活阅历。我想，这应该是一件好事情吧。

 

朱育颖:新移民女作家的时空感知

      作为新一代的文化使者，新移民女作家是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有着全球视野、中西“混血”的“两栖人”， 思想资源的丰富多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形态与母体文化的整合，使其文学创作也随之拓展、开放和逐步丰富起来。她们有着“东来西往”、“东张西望”的人生履历和跨文化生存的经验，与母土和居住国的适当距离赋予她们新的站姿和视角，有着颇为独到的时空感知。近年来，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长篇小说中，张翎的《流年物语》、林湄的《天外》、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陈谦的《无穷镜》格外引人注目，其跨域书写不约而同地探讨人类共同的人文追求，绘制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精神图谱，文本中贯穿着人的叩问和审视，构成富有生机的持续不断的“海外冲击波”。长篇小说对民族生存方式是一种总体的把握，而时间和空间可以视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较为熟悉的感知方式。现将这几部长篇小说抽样切片，探讨新移民女作家如何在逝水流年中把握“中国经验”，书写“第三时空”的审美之思。

      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张翎的《流年物语》将物——人相对接，采取拟人化的手法，以河流、瓶子、手表、钱包、麻雀、老鼠、苍鹰、铅笔盒等作为叙述者，有着小中寓大的空间观念。文本中的河流、手表可以说是时光如水的象征，而瓶子、钱包、铅笔盒等则是空间符号，将生活器皿具象化、肉身化，很有创意。小说开篇就写河流，既是实指，也是时间和空间的一种隐喻和文化象征，作为时间之河抑或生命之河统领全文。流年不仅是指男主人公刘年，也是流水落花的人生岁月的象征。“逝者如斯夫”，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人的身心也在逐渐成长，而在时间流程的每一个节点上，那些独特的生理与精神的存在于成长过程中得以彰显。这部小说讲述了大时代的潮流中，两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浮沉，时间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空间从国内到域外，那条奔流不息的瓯江贯穿文本，语言也似潺潺流水，而作者似乎成了时间的摆渡者。距离制造了理性的审美空间，张翎游走异域并回望母国，在时空交错中观照小人物和大历史，审视故乡和他乡。

      视野宏阔，内涵丰富，跨文化、跨宗教、跨艺术可以说是林湄的长篇新作《天外》的审美特征。继屡获好评的《天望》之后，学者型的作家林湄十年磨一剑，推出又一鸿篇巨制《天外》。人是宇宙最奇特的杰作，宇宙的本体是生命，而这个生命本体是时间性的，生命将内在心灵、外界自然以及整个宇宙连成一个有机整体。“天外”中的审美慧眼不仅闪烁着东方睿智的凝视与发现，而且也是超越了国籍、民族、性别的大视野。当林湄注目于西方现代社会时，发现了现代人欲望的虚幻、爱情的脆弱、死亡的无常，当她回望母国时，忧患意识依然笼罩心头，不仅生动叙述了郝忻、吴一念等华人移民在西欧的生存状况，也将他们在祖国内地的生活场景加以展示，关注人的灵魂的裂变。全书分为“欲”、“缘”、“执”、“怨”、“幻”五个圆环，貌似独立成团，实则环环相扣，时空因子掺和着禅理的意味包蕴其中。正因为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万物一体的生命化空间，这生命化空间又以虚灵为最高境界。中国人的宇宙观是“时空合一体”，原因就在于其时间空间概念来源于生命的实践，而在这种体验和实践中得来的时间和空间是互相印证的。

      新移民女作家酷似“空中飞人”活跃在海外和中国，在多重语境中穿梭自如，其跨域之作时常不断切换时空和文化背景。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以取材和对人性的开掘见长，妈阁不仅仅是座赌城，也是独特的空间符码，严歌苓从赌场勘测透视人性，讲述了一个女人和三个赌徒的故事，时间上跨越几代人。梅晓鸥是赌城知名的叠码仔，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她的远祖梅大榕，就是一个地道的赌徒，输得精光后投海自杀。梅晓鸥周旋于形形色色的赌徒之中，以毒攻毒，是在报复，也是发灾难财，但心中依然贮藏着人性救赎的力量。严歌苓没有囿于华人经验和女性经验，在赌城这一特定的空间，展示生命个体对于世界存在的对抗意义 。

      陈谦的《无穷镜》以IT过来人的文化资源，描摹硅谷华人精英的世相百态与心路历程，将实在的物质时空结构转换成虚拟的意象时空结构，由外在空间转向内在世界，借助研发新型“眼镜”的高端技术，精心打造出纷繁而立体的世俗空间和梦幻世界。主人公珊映喜欢读书与思考，渴望像烟花一样冲向天空开出璀璨的火花，不愿像燃香一样悄无声息默默燃尽，期盼活出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文本中的几个女性，在镜像中互相映射。陈谦认为“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外部世界无数镜像的叠加，”“映像里套着映像，无数镜像叠加投影，从此无穷无尽”，概括出“无穷镜”的深刻寓意。

      新移民女作家的创作视域愈来愈宽广，其长篇新作具有明晰的时间感受和空间意识，寓时于空，寓空于时，在独特的时空感知中灌注了各自的情思。张翎的《流年物语》如行云流水，林湄的《天外》厚重而有禅味，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书写了赌徒传奇，陈谦的《无穷镜》是一面聚焦硅谷的多棱镜。

 

王彦彦 :论新移民小说历史叙事

      历史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族群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了我们的来源，是我们立足世界的根基所在。历史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意义系统，使同一民族/族群的人们得以共享文化，并形成自我认同。文学作品创作的根本目的在于认识我们人类自身，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为这一认识提供了具体内容，并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进行新的阐释。新移民小说的历史叙事主要集中于现代和“文革”两个历史时期，在讲述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重述”冲动。

      1.乡土中国与苦难故事：新移民作家笔下的中国现代史

      新移民小说的中国现代史叙事，往往有着很大的时间跨度，具有某种整体表现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追求，只是这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并非是试图展现历史必然规律的宏大叙事，而是想要写出时间流动中的变与不变。新移民小说所表现的历史观显然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既名为“新”，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旧”与之形成参照。同样的，作家在创作中采用了新历史主义的观念，他们的写作行为也会有一个参照系存在，这个参照系往往来自作家早期的文学经验和文学阅读，来自他们的文学背景。新移民作家经历过“文革”，他们早期的文学经验与国内十七年文学息息相关。那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准确地说是一种体现了历史必然性和整体性、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特征的“革命”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个体往往被整体所湮没，历史规律的整齐划一掩盖了日常生活的反复多变，这种叙事固然方便我们把握历史脉络和轮廓，同样也会导致生动的日常悄然流失。“文革”结束后的社会反思最终没有只停留在“文革”十年，而是对于1949年后中国的状况展开反省和追问，“革命”叙事中包含的缺陷和盲区同样引起讨论和纠正，走过“文革”并多少参与了新时期反思行为的新移民作家在尝试新的历史叙述手法时，下意识地就会将“革命”叙事作为创作的参照物。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对当下生活的执着，对革命启蒙话语的疏离；《刀口上的家族》（沈宁）从一个家庭的命运出发，不仅写了现代中国历史，同时也从新的角度对历史给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刘索拉在《女贞汤》中更是以荒诞寓言的手法对“革命”叙事作了彻底的颠覆和反讽。

      新移民作家历史叙事偏爱个人话语的另一个原因，同他们选择的文学主题有关。在新移民小说中，探索人性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人性的挖掘往往立足于个体生命，现代中国是一个战乱频起、文化动荡的时期，人性往往在这样纷乱的时刻最难以掩饰，这使得他们笔下的中国现代史多以个体视角来展开。如严歌苓的《小姨多鹤》等作品，试图从生民角度勾勒出现代中国历史和民间文化的风貌，这种勾勒表现出对当代大陆传统主流性话语的颠覆与疏离。

      新移民作家写作中国与中国的历史，其根本目的在于表现和审视中国文化，但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受到他们出国时间的限制。新移民作家中的多数人是在80年代离开国内的，当时中国社会还带有明显的农耕文化气质，这一家园记忆使他们将中国文化理解为一种乡土文化，当他们在思考中国如何进入现代进入世界的问题时，自然而然的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乡土中国与现代的遭遇，要表现这个主题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现代史里发生的情况。现代时期的中国虽然踏上了现代化道路，却因为列强的侵略，国内动荡等各种因素，远远谈不上现代化的实现，事实上，传统的农耕文化依旧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因如此，在关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中，乡土中国的形象被树立起来。

      2.反思与批判：“文革”叙事

      “文革”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其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因此被文学反复描述，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独特的“文革”叙事现象。新移民作家出国前国内文坛形成的关于“文革”叙事的反思基调必然对他们后来的写作产生影响。比较于大陆文坛主流话语多数从历史发展必然规律及现代理性立场出发来展开“文革”反思的做法，新移民作家主要从个体、人性、民族文化心理出发来展开反思，他们舍弃了宏大叙事的整体性，却紧紧抓住了活生生的“人”。如严歌苓在小说《穗子物语》中别出心裁地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来展现“文革”，并观照人性。另一部小说《马在吼》则表现了十七年及“文革”期间集体人格对个人人格的取代。

      以郑念的小说《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 Hai）为代表的一类新移民英文小说则侧重于对“文革”的批判，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特殊年代、指向“四人帮”，同时也对1949年后国内的“无产阶级”群体表示了不满。这类作品不仅是写作者个体痛苦经验的一种宣泄，也有着对西方世界的某种有意迎合。由于写作者完全采取西方的立场来审视和批判“文革”，导致作品在批判“文革”期间革命话语霸权的同时，也犯了以西方话语霸权取代之的错误。

      3.结论

      新移民小说的历史重述不仅表现了作家们对于已有历史叙事——尤其是1949年以后长期占主流地位的革命历史叙事——的不满，同时说明写作者虽然人在异国，却依旧努力参与当代中国的历史重建工作，而他们有别于国内作者的跨文化经验为这一历史重述提供了新视角和新阐释，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潘碧华:《遗梦之北》——南洋女性的生命和宿命的思考

      《遗梦之北》是马来西亚女作家李忆莙的一部很有南洋特色的长篇小说。故事从金、叶两家华侨联姻开始，两家都是落户南洋的富裕之户，金家千金嫁给叶家二公子叶安平，经历英殖民地、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南洋的竞争 、抗日胜利、马来亚共产党、华人新村到马拉西亚独立，从三十年代一直说到七十年代，叶家子孙满堂。叶家事业在叶安平去世后，开始走下坡，叶家第二代开始分家，三兄弟妻离子散，应验了华人家庭“富不过三代”的命运。叶家第三代没有了叶家雄厚的财力和名望，反而开始融入了马来西亚本土生活，故事背景出现华文学校、神庙、端午包粽子、中元节酬神戏、乘搭巴士、渡轮过海、搓麻将、买字花等，是许多马来西亚北部华人社会无法磨灭的记忆。

      小说在第一章其实已经交代了叶家这个家族的宿命。《遗梦之北》的地理位置很明确，叶水晶、水灵是堂姐妹，她们的曾外祖父（金沙湾）一家来自云南中甸，原是修行得道的喇嘛，由于爱上一女孩，还俗成为一个靠施法解咒为生的神巫，因得罪其他流派被追杀，带着曾外祖母和祖母（金青粿）从中缅边界经过泰国南下，最先在马来半岛北部边陲，名叫巴当勿杀（Padang Besar， “广阔田野”之意）落脚，尔后迁到双溪大年（Sungai Petani “农耕之河”之意），最后落户在一个名为居林（Kulim，即树的名称）的小镇生活，埋名隐姓经营杂货店，过着凡夫俗子的生活。从马来亚半岛的位置来看，北方是中国云南，从占篇幅最多的叶水晶角度来看，她的原乡（居林）于吉隆坡来说是北方。从居林的地理位置辐射开去，小说中人物的活动的范围还包括了华玲（Baling）、槟城（Penang）和吉隆坡。叶家三代女性继承了外祖的密宗的遗传，家族遗传的神通与厄运一直困扰着叶家女性的心灵，在她们的有生之年无法回避消弭。

      金沙湾远离家乡后，彻底改变身份，但他仍然感觉到仇人的诅咒继续追寻着他和他的后代。他把女儿金青稞嫁给当地叶姓商人之子叶安平，希望女儿能够借世俗的婚姻而消弭他身上带着的家族诅咒。改名换姓的金沙湾夫妇如愿所偿无灾无难活到老年，相继离世，留下一串紫檀木佛珠给唯一的女儿青稞。那时青稞三十三岁，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叶家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在金沙湾去世之后，金青稞感应到自己忽然承继了父亲的神通，那股神秘的力量打开了她的心眼，让她有了预知未来福祸的能力，同时也让她活在无以名状的恐惧与无助当中。最先出现的灾祸是11岁女儿小秀忽然发疯坠河而死（小孩子因看到灵异之事而恐惧），是一项打击也是她面对残酷宿命的第一次挑战。她坚守家族秘密，忍痛隐藏突然而至的神通，选择做一个平凡的女人，养育儿女长大。丈夫叶安平先她而去，老年的她勘破红尘，在家中设立佛堂，终日诵经念佛，不轻易走出家门，也不插手儿孙的生活，想以自己的修行为家族消灾解难。她淡然看着三个儿子闹分家、搞外遇、离婚、生意失败，甚至出嫁的女儿发疯送入神经病院，一切都在她的预料当中，但她也只是远远张望，暗中关心，甚至伤心，然而她却无法援手。

      叶家千金叶怀秋自己选择嫁给了货车司机程运坤，过着普通的市井生活，家族的宿命业障似乎不会延续到她的身上。然而在金青稞（叶老太太）老年诚心供佛之后，家族的灵通能力转到叶怀秋的身上，她预感丈夫将遇车祸死亡，却劝阻不了丈夫开车送货，丈夫车祸惨死，让她质疑自己一向膜拜的神明力量没有保佑她的家人，因此承受不了精神压力而发疯，以断绝知觉的方式在精神病院渡过最后的生命。

      接着，家族神识再次传到了第四代的叶水灵身上。她长期在祖母身边长大，也继承了叶老太太的理性和智慧。她经历了父母离异、初恋情人的意外死亡，年级轻轻已经坦然面对自己的宿命。后来她婉拒同村男生的爱情，选择了出家，让自己带着家族的宿命“回归”了宗教场域，以出家了结了上一代背弃宗教群体的业障。因此同属于第四代的叶水晶经历被父母遗弃，被姑姑叶怀秋、大伯母龙月秋、舅母收养，最后放下精神包袱南下吉隆坡寻找和父亲离异的母亲，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完成小说所要带出的从怀旧（遗梦）到寻梦的过程。

      《遗梦之北》可理解为一部描写三代南洋女性生命过程的一部小说。整部小说力图展开两个向度的叙述：一是老城中叶氏家族几代人的“故事”，特别是叶家女性的“世界”和“日子”，她们似乎命中注定地活在艰难生命路途上，透过岁月的眼看去，她们的快乐和悲伤显得迷离哀痛，也显得民间的世俗观念在特定的圈子里得到延续。世俗的观念经由女性命运这一仲介，“故事”走进了一个更深沉的探索，即生命该如何选择？逃避还是面对？认命还是抗命？女人可以自我改变命运吗？小说对“女性宿命”的充分描述，却也透露新一代的女性可以通过自我的力量去改变宿命。小说同时处理了马来亚到马来西亚的社会变化和风土人情，也交代了华人新村的历史变迁和在地华人思想的变化。李忆莙在此部小说中，扩大故事的历史背景，以最熟悉的童年生活记忆为根本，写来得心应手，场景细节丰富细腻，入木三分，可谓是一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全景图，结局充满历史的沧桑感和生命无法掌握的忧伤。

 

麦胜梅:欧华女作家吕大明的文字魅力

      旅居法国华文女作家吕大明，一生横跨亚欧两地，在华文文坛上，她是一位不可忽视的散文名家。

      吕大明的文学世界不是一座巍巍的冰冷图书馆，而是深入人心的有情世界。她的文辞精美，她的引经据典，她的审美、勤学、自我升华的精神世界，经常牵引读者与哲人对话。她特有的「闺秀」散文，不仅可读性极高，也刻印下 20世纪海外女作家纯文学之风。

      吕大明祖籍福建，1947年生于福建南安，于婴孩时随双亲迁徙到台湾，她父亲吕德超在抗战时期曾担任抗日自卫团司令、福建安溪县长与福建省政府参议顾问、国军第三二五司政训处长等职， 她母亲吴剑云则出身于书香之家， 是乡中望族， 着有诗词集《缣痕吟草》，年轻的吕大明在慈母潜移默化、诗赋熏陶之下，与台湾现代散文同时成长。

      散文不外是指抒情、叙事和议论性的文体， 而吕大明的散文是充满了诗意与哲理。在创作路上，吕大明在不断的寻找、邂逅和思索。22岁那年，她的第一本散文集《这一代的弦音》问世，虽是啼声出试，但己呈现出吕大明〝不夹杂半点烟火〞的风格。

      一九七五年吕大明随夫负笈英国，先后出版了《大地颂》、《英伦随笔》和《写在秋风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来我家喝杯茶》文集，广受一般读者喜爱，在〈绝美三帖〉一文中写：『当月光透过杉树撒下一地银辉，也是无声无息飘落的雪花，我就像佛罗斯特「雪花」中那位诗人，走在铁杉树下，让月光撒满我一身，就如一只停在枝头的鸟儿在我身上撒下雪花片片，我也为了这么丁点儿的缤纷，心情就不再愁闷。』尽管在短短词组中，吕大明已刻昼出脱颖而出的抒情美文形象，如果说窗外那片月光给吕大明沾染了浪漫的遐思，倒不如说她拥有丰富的想象力。

      一草一木在她笔下皆充满灵性的美，在〈秋园随笔〉一文中她这样地描述秋天：『一阵秋风裹住一阵沁凉的花香水气，莲池里秋虫噪耳，远处一片铺天盖地的萱草，开着灿烂的花朶，竟像是怀着广阔无限胸襟的云朶，飘游向天涯、海角，而那种美，就像湖上戮起缤纷似的、锦缎似的夕阳彩光。』吕大明无意树立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她也不急于表达理性认知，不管走到那里，她以虚怀若谷的心情，驾轻就熟地引导读者走入她精心营造的一座溢满古典书香的塔。在生活中的她是手不离书的，她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借由大自然的景致和事物，娓娓道出其中的领悟。阅读与书写是吕大明生命中的梦痕，她歌咏生命，随心所欲地引经据典，或感人故事的铺陈，映照出一位清澈高贵的心灵倒影。且听她于〈陋室铭〉说：『落英在我窗前缤纷，流云在我窗前漫游‧‧‧我在这里耕耘一片思想的园囿，我在这里与古今的鸿儒会交‧‧。』。显然，在生活中她离不开阅读与创作，而围绕着她的是文学界诸大师，她的书房，早已成为一座溢满古典书香的塔。

      吕大明是一位感情丰富的散文家，她笔下的有情世界总是丝丝入扣。在她心中， 半生戍马的父亲永远是一位英雄， 因为他在枪林弹雨中显示了大无畏的精神；母亲在她眼中是一位籣心蕙性，在知性与感性上对她影响最深。她对母亲的思念，在《科茨沃德故事集》中娓娓道来: 『…在我生命中永远有一个空位子是为我慈爱的母亲准备在那儿， 好像等待她走过千山万水来探望我， 等待她倦游归来。』。

      她很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友情， 她的邻居、诗人、教授朋友，不论是深交或萍水相逢， 她都真诚相对。甚至一位穷到晚餐只有一碗汤的老人，在他临终住院时，她怀着怜悯之心去探望他，给他一份真挚的关怀。她曾经对爱情有过无限的憧憬，爱情的真谛可贵在于永恒，她向读者诉说过文学大师但丁对贝翠丽丝的深情，音乐家布拉姆斯为女钢琴家克拉拉一往情深终生未婚。然而， 世纪爱情不尽是那么的完美。法国人常说的一句话:爱情会有终止的一天。2012年出版的《世纪爱情四帖》书中，她没有半句提到自已支离破碎的婚姻，但是，如果仔细读她〈暮雪纷纷〉后，读者才发现她字里行间不经意地透露她深藏于心底的怆痛。走过中年，在吕大明而言，生命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了。她悉心供养爱情之花早已凋零，加上失去至亲的父母，苍凉之岁月也提早开始了。夜之将临，月亮继续它无声的旅行，它在自我放逐。而在人生的旅程上，她不正是一个自我放逐的旅者吗？

      吕大明在〈秋雁行〉一文中，幽幽地发出这样的喟叹：「我在苍茫烟水、斜晖晚渡、九月寒霜中消磨我的岁月，有时面对峻峭的石壁，寸草不生，…我突然有独自面对大江茫茫、平沙莽莽之感。」。

       尽管世界如何荒漠，内心如何哀凉，吕大明还是坚持地借用英国诗人籣姆的诗告诉自己：她必须穿越。而且在穿越这样的沙漠时，一定要如毛虫化蝶般修饰提升自已的辞藻，让粗糙的人生化为繁丽脱俗。

      2014年，她的散文集《生命的衣裳》问世了。吕大明非常明白，人冉冉将行暮，生命的霓裳，终于有一天变成褴褛不堪的道理。然而，她不能屈服于命运之神，她要像麦粒经历在簸箕上摇筛，把粗糙的外壳筛落，露出那光润的内在来。

      她认为艺术家的梦想不是蛆虫可以噬食的，在神话的世界中是充满了神秘，是一个丰富思维的领域。一旦没有了神话，生活便失了光彩，变得平淡无味。因为孤单，她介入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所以她的文字也是〝出于刻意营造的神话〞。

 

宋晓亮:女人的翅膀

      飞出母亲的衣胞，生理特征就把我们的性别定格在女字这一栏目上。而娘的衣胞又决定了女婴是帝王家的公主，是富人家的千金，是寻常百姓家的小丫头，还是……。然而，不管你落到谁家，飞进婆家需二次展翅。女王和个别公主及招赘者例外。

      家乡人常说：天上人间18层。从女婴飞至老妪，不出意外，飞上个70、80年应该没问题。在这漫长而又艰辛的飞行中，不同的出身，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机遇，在不同性格及主、客观因素的引导与阻挠下，女人在哪个层次飞，在哪个层次落，当有“风”来掌控。

      风，可从0级到12级，也有13级到17级以上的，还有道家所称的罡风（天空极高处的风）。不管风力、风速是大是快，女人的所需是风向。风向决定前路，前路决定落脚点，落脚点就是我们要赖以生存的社会方位。

      漫漫人生路，不管我们被吹到那个方位，想做好人妻，说难真难，说不难还挺容易。其要领很简单：把家放在心上。

      反过来说，你把家放在心上，婆家人把你放在心里吗？尤其是恋爱时好得要命的那一位，已由对象变为老公，由老公升为孩子他爹的家伙。那家伙若在你落脚后，他又拍打着翅膀划破了婚姻的蓝天，往你最厌恶的地方飞，飞出你的视线，落哪儿，猫哪儿，藏哪儿，你雇私人侦探都查不到他正在跟“小三儿”还是“小四儿”玩亲密无间，又该怎么办？

      出现这种情况，处理手段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性格刚烈的女人为了捍卫婚姻的尊严，让纯洁的爱情不被灰尘覆盖，会一脚把那个“花心萝卜”给踢到马里亚纳海沟里，永不再见。这种选择需有清风傲骨的撑托，这种选择会让人长时间地浸泡在“爱情是那么短暂，而遗忘却那么漫长” 的煎熬里。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该区致力于以AI赋能教学，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和多样化发展。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包容，站在中国传统礼教上，看在孩子和家人的份上，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很清醒地把自己深埋在难得的糊涂中。刚烈啊，温柔啊，女人若飞进一个玩弄婚姻之徒的怀抱里，掩胸疗伤躲不过。

      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飞一块儿就牵手前行了，牵手前行并不意味着脚下就少了磕磕 碰碰，居家过日子吵吵闹闹是常有的事，喜怒哀乐愁，总在你半斤，我八两的均衡着。

      月中，在一家工艺品商店的大门前，我碰到一位老朋友。她开口即问：“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两口子吵架呀？”

      “见到你，我们就不吵了。”

      她捣我一拳：“甭跟我玩儿蔫逗，说，不吵架的秘诀是什么？”

      我把她拉到一方清静处：“就说我自己：一、我是个不管钱的主儿，家里的财政大权我从不染指；二、婆家、娘家的事商量着办，力争谁也不偏向谁家；三……”

      她打断了我的话：“只要我为娘家人花点钱，我们家老牛就瞪着‘牛眼’跟我吵，歇斯底里地吵！”

      “他吵是因为：他对你家人的感情永远都不可能跟你一样了。反过来，你也走不进他对其家人的情感里。这就是血脉的涌动。娘家、婆家，弄不好就是生生世世的‘楚河汉界’。想越界需要桥的贯通，想化开这条‘冰河’，双方要同时送暖，若不让其再度结冰，又需恒温。”

      “这些不大不小的理儿，我也明白，可落实到生活中就难了。”

      “家庭需要经营，夫妻间有矛盾不新鲜。百姓人家，谁比谁也高不了多少，只是出现问题时用什么方法解决了。”

      “你都怎么解决？”

      “玩儿逼供啊？”

      “别闹，从实招来！”

      “讲个故事给你听：有对夫妻上街购物，一进商店丈夫就说，‘我买香皂去，一会儿哪儿见你？’妻子目视前方：‘卖菜的地方。’女人嘛，一见到五颜六色的服装双脚就跟着俩眼跑。等丈夫抓着香皂回来时，妻子已走出了‘女人堆’。那一刻，丈夫瞪着妻子：‘我在卖菜的地方找了你好几圈，可……’妻子不温不火：‘干吗，跑这儿上演《苏三起解》呀？你扮演崇公道，手里拿副枷锁，老跟在苏三身后，累不？’话毕，妻子噗地笑了。丈夫也笑了：‘得，我不演押解人了，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智慧！说笑中就把争议给化解了。好！”她夸完又问：“你好像还有个第三条，快说来听听。”

      “这第三条就更最简单了。日常里见你家老牛正那儿埋头苦干家务活，你要赶紧提出表扬。”

      “表扬他？我苦干得把身子都埋进去了，他怎么不表扬我呀？”

      “表扬嘛，从来都是上级对下级的！”我故意拿腔拿调儿。

      她咬着下唇想了想：“明白了，明白了，这是咱女人的秘密，千万别让男人知道。”说罢，我俩哈哈大笑。

      长大的我们，再次起飞是自然的，落脚当是自选的，落脚之后，怎样才能让家的蓝天不遭雾霾笼罩，话题不小。

 

刘瑛:女性经验与生命故事

      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对情感的体验往往更细腻，对环境的变化普遍更敏感。因而，在异国他乡生活，往往能更深切地感知来自异域文化的冲击。在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文化背景中，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不可避免地，一些既定的思维和传统的观念会受遭遇意想不到的冲击和挑战，而女性愿意表达和善于抒发的天性，通常使这一切转化成文字，以文学的形式再现出来。

      结合我自己这些年的文学创作，潜意识中，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再现东西方文化的种种差异，并试图从深层次表现这种种差异与相互碰撞所产生一系列冲突与矛盾、困惑与理解。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通过文学视角和一个个“小人物”，“把触角伸向包括哲学、宗教在内的精神文化，法律、教育、传播、政治在内的制度文化，还有言谈举止、思维方式乃至环境面貌等方方面面”（杜华平语）。

      概括起来，我的几部系列中篇小说，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这种展现：

      1. 在陌生的异国他乡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对于初到异国他乡生活的人来说，每个人都面临着几道坎儿：语言坎儿、交友坎儿、适应坎儿。而作为女性，尤其是成家已有孩子的女性，还多了两道坎儿：孩子的教育以及寻找自己在新的环境、新的社会中的位置和定位。

      德国有句谚语：“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动力，首先来自于推动摇篮的那双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德国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都把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因此，德国女性无论受过何等教育，无论有过怎样称心的职业生涯或瞩目的社会地位，一旦生孩子之后，都基本短期（1—3年）或长期完全回归家庭之中，担当全职家庭主妇，享受生儿育女、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光。而德国政府也会在福利及法律方面给予妇女和孩子应有的制度保障。德国社会所具有的这种共识，使大多数德国女性能够在思想上、心理上坦然接受和欣然享受这种生活状态，而对于大多数华人女性（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并有过职业生涯的华人女性）来说，通常很难心甘情愿接受和适应这种现实。这就构成了一种心理纠结和偏向选择：完全放弃自己，转而把自己的所有愿望和所有个人价值的实现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中篇小说《不一样的太阳》中，泓韵为了女儿蔚伶能顺利升上重点中学，可谓禅精竭虑：为女儿的学校选择操心，为女儿的交友操心，为女儿的考试操心，甚至，为女儿的每一次家庭作业操心。短短两年，她在女儿身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在国内时的总和。所以，当女儿的初中升学遭遇到挫折，她会泪水滂沱，痛心疾首。正是因为经历了这样的挫折，让她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开始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2. 在教育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提升自己

      带着固有的思维观念和教育理念，中国女性即便在异国他乡，也会有意无意地用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导向来影响和教育孩子。而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的第二代，已有另外的思维取向和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他们往往会反过来冲击和颠覆父母惯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甚至扬弃和批判父母的价值观和生活选择。

      中篇小说《大维的叛逆》中，陈教授为了儿子大维能升上好大学，不惜放弃自己的专业，为留在德国绞尽脑汁，可儿子并不领情。她的所有放弃，所有努力，不但没被儿子大维理解和尊重，反而遭到了儿子的轻视和蔑视。他对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的母亲嗤之以鼻，因为她放弃自己为之奋斗大半生的专业，不分轻重地选择留在德国开餐馆，“用屁股想事的人都知道，那能赚钱吗？” 他也对父亲送给他的那本有关“讲诚信”的《中国古代小故事》不屑一顾，因为他认为父亲自己就是一个不讲诚信、搞婚外恋的伪善者。最终，大维以自己的未来人生选择，反过来教育和提升了自认为是“教育者”的长辈们。

      3. 女性对爱情的追求和不同认知

      “爱”与“被爱”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有人说“爱情是女人的死穴”。生活在异国他乡，更无法绕开这个主题。

      中篇小说《马蒂纳与爱丽丝》通过华人女性奕丽的视角，讲述了德国老年、青年两代人的爱情故事，并通过德国女性两代人，对人类的婚姻制度进行了深度思索和探讨。爱丽丝是传统的德国女性，结过三次婚，有过一次“一夜情”，在89岁的高龄上还与一位小她20岁的男友谈恋爱。年轻的马蒂纳是传统婚姻制度的叛逆者。她与四个男人生了四个孩子，与四个男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却坚持不肯走进婚姻。在四十岁时，又重新寻找爱情，并最终走进了婚姻。在与电视台接受的一番访谈，道出了马蒂纳的思考：“从《圣经》上看，婚姻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亚当夏娃是人类的第一对夫妇。即便是无神论者，也接受了社会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解释，那就是：人类社会经历了群居社会、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直到一对一的婚姻社会。我在想，社会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为什么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人们，都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婚姻作为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位加以肯定和保护？这期间，曾经有无数的人试图去反叛它、逾越它， 甚至颠覆它，并身体力行地尝试以其它方式来替代它，可最终的结果是，婚姻无论在什么社会形态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主宰着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为什么婚姻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婚姻会得到全人类的认同？我不是社会学家和婚姻学专家，不能从理性的高度来解释这一切。我也不是‘存在就是合理’学说的相信者和拥护者。可有一点我敢肯定：经过人类长期实践并肯定的东西，就一定具有合情性和合理性。我们不要轻易否定人类的智慧。”

      总之，对异质文化观念的不断认知、不断适应，使华人女性的生命体验不断丰厚；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不断回望、不断反思，使华人女性的的生命故事不断升华；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对二者优劣异同的不断对比，不断探求，又使华人女性的思考打上了浓厚的东西方文化相交错、相印证、想磨合的底色。这一切，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园地中不可忽视的一朵奇异之花。

 

王文胜:疾病作为隐喻

——评融融的《死亡日记》

      《死亡日记》是融融的一部手记，主要记录了她丈夫接受癌症治疗的整个过程，也记录了其间她自己的心路历程，这部作品从主题上看是疾病叙事。，融融对医治疾病的书写事实上指向了一个宗教层面的隐喻，即救赎。

       融融写作的基督教文化立场是非常明显的，在《圣经》中，疾病作为罪的隐喻，是与上帝的公义审判相关联的，但更指向上帝因慈爱而赐予的救恩。融融的这部《死亡日记》在华语文学中的价值在于，她从基督教的信仰维度展开疾病叙事，强调他们在与疾病搏斗时所感受到的上帝的恩典，作者透过书写他们在疾病治疗过程的平安与喜乐，表达了向上帝的感恩之情，提供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体验。同时，作者在认同人的灵性生命存在的前提下，以疾病作为隐喻，进一步地写出了迈克灵性生命的觉醒，写出他们生命的成长，指向了上帝对人类的救赎之爱。这两个方面都丰富了华语文学中的疾病叙事。

      融融在《死亡日记》一书中很详实地记录了她和丈夫迈克一起与癌症搏斗的人生经历。2014年3月6日的清晨，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温馨美好，他们就这样不期然地与“进入窗户如盗贼”的死亡相遇。虽然他们生活在医疗发达的美国，在世界上最好的骨髓移植中心——西雅图癌症联合会（Seattle Cancer Care Alliance）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但是他们面对的毕竟是癌症这一凶残的对手，融融真实地记下迈克在接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记录了迈克的每一个挣扎，让我们看到世界上再好的医院也不是万能的，再好的医生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再先进的药物和技术也并不能解决病人被病魔折磨的痛苦。当我读到迈克病痛时的每一声呻吟，读到一些癌症患者的逝去，我看到一个非常惨淡的事实，那就是再先进的医疗技术，在推开死亡对人类的攻击方面，常常也是无能为力的。

      融融的这本书，单单就她在书中提供的迈克接受治疗后的每一个细节性反应来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保存了一份特别的被病魔围困时的生命记录，它具体记录了癌症细胞是如何攻击人的肌体的，也展现了一个我们需要重视的事实，那就是当我们的病体受折磨时，我们的精神也必然是创伤性的。融融以她作家的敏感用文字把我们带到癌症患者最深刻的痛苦之处，在那里他不仅需要面对别人无法分担的病痛的击打，而且还要忍受自己做人的尊严被病魔践踏。

      疾病叙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在于它要直面人类因为疾病而来的苦难与困境，这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幽暗面。而能细致地展现自己或亲人经受绝症折磨之痛的作家并不多见，以致于我们对人类可能遭遇到的这一方面的苦难与困境了解是那么少。这方面的缺乏也使得，我们对人的处境的理解是不完整的，我们也就无法为在这样苦痛中的人带去真正的安慰。现在癌症患者非常之多，融融的这部实录性的文字之于他们也是宝贵的，它能够帮助患者在阅读中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人与他们同受苦难。从精神治愈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字可以让他们获得很大的精神性支持，因为很多时候患者更大的内在恐惧会来自他们与病魔作战时的孤独感。

      融融的这本书甚至可以抚慰一切陷于绝境中挣扎的人，她在《死亡日记》一书中呈现出的，却是平凡人在困境中非常软弱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融融的这本书是一本见证软弱的人在困苦中如何经历了上帝的帮助与慈爱的书，其情感基调是感恩和赞美，并不见悲苦，也不是过于的冷静，这本书好似作者在黑暗中唱出的一首喜乐和平安的歌。基督教常被批评为弱者信奉的宗教，可是融融在书中所展现的生命却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相反，她让我们看到，一个软弱的生命由于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且信靠上帝，他就从上帝那里获得了刚强起来的勇气和力量，最终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恐惧。她的这本书或许更能够安慰千千万平凡的弱者们，帮助他们看到生命改变的希望所在。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融融在写作时将笔墨重心放在了对生命状态的关注上面，她并没有简单化地处理信仰问题，她真实地展现他们不断遇到的困境，然而她更多地书写了他们夫妻在困境中生命的挣扎与成长，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徒生命本身的生动与宽广。

      融融和迈克是中年后再婚的夫妻，他们的婚姻生活不仅会受到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的影响，还要经受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挑战。融融在书中透过饮食等非常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来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写出了自己的生命成长。

      融融透过细节来书写了他们夫妻在困境中生命的成长，融融非常善于处理细节，她将书中的许多细节放在了日常生活的风俗中去描写，书中的生活气息浓郁。

      总体看来重视呈现人的内在生命状态，以及很好的细节性处理能力使得融融的这部手记脱离了简单的宗教说教，也脱离了病历式的简单记录，而成为一部富有感染力的文学叙事。

 

周长莉:圣保罗华人女性的生存故事

      女性，独特的存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女人，在悠久文化中，形成了与男人所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无数女人的生命故事，成为世界文明中宝贵的财富。女人，在文化、社会、以男人为主导因素的世界中，展示了在社会工作，家庭生活，以及网络世界中的各种不同人生。

      随着文明程度和文化教育的提高，女人的自我认识和地位得到相应的提升。女性作家的视角独特，让许多经典作品流传于世。很多女人的一生，如同史诗，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个或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生。移民巴西的我，看着生活在圣保罗的饱尝辛酸的女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用亲身经历，讲述着一个个故事。

      巴西移民一代，生活最为辛苦。人们由各种原因离开自己的家乡，择一城而居，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新生活。圣保罗是巴西最繁华的商业城市，这里，生活着几十万华人。在这里，十几万华人女性，开始她们的创业人生。一切从零开始，远离亲人朋友，带着无限不舍，怀抱着希望，肩负着梦想，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从头再来。女人往往要在这个陌生的国家，生儿养女，开始移民一代的艰苦生活。

      樱桃就是如此，先生博士尚未毕业，申请来到了圣保罗大学继续学习，在这个繁华似锦，景色迷人的国度，立志扎根想要大展宏图。樱桃无奈生了孩子拿了身份证。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身体柔弱的樱桃，抱着哭泣的娃娃，在异乡的深夜，望月思乡，泣不成声。于是，夫妻二人少不得吵架，原本就不成熟的两个年轻人，在离家之后都要靠自己打拼的时候，成为流浪天涯的沦落人。

      几年粗糙生活，磨练着年轻的姑娘。樱桃成为中文教师，在圣保罗的中文学校深受学生喜爱，将音乐美术多种方式融入课堂的樱桃，逐渐找回了当初的自信。并凭着对中文的满腔热情，教中文，写中文，文章和诗词刊登在报纸杂志上。在家庭生活中，和丈夫一起，相扶相持共同教育两个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

      生活在圣保罗的华人女性，很多人要一早去赶早市。有人甚至是凌晨两点，大多数女人们不得不放下熟睡的孩子，顾不得梳妆打扮，在破晓之前，来到店里或者摊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种生活，让很多女人无睱照顾孩子，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

      阿华就是这样的一个妈妈。为了生计，在别人熟睡的早上，强打精神爬起来，卖货顾店。早市的凌晨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很多外州的巴西人都赶着来早市上货。阿华穿着厚厚的外套，小心的坐着地铁，用小车拉着货来到摊位，一路上还要担心圣保罗令人担忧的治安问题。一双儿女要上学就交给老公照顾，男人随意给女娃扎个辫子，弄一点吃的就去工作了。女娃在学校里睡午觉，小朋友们都不喜欢跟她在一起，说她身上臭哄哄，不洗澡不换衣服。孩子乱蓬蓬的头发，看样子像没娘的孩子。再后来，阿华实在没有时间看两个孩子，看着孩子脏兮兮的小脸，当妈妈的心一狠，忍痛把孩子送回国内，上了寄宿学校，周末回一次亲戚家。孩子们期盼着回到妈妈身边，经常在视频里说想爸妈。当时，阿华认为生意太忙还是赚钱要紧，心想着国内教育好一些，这样做也是为了孩子好。还是选择把他们放在国内上学。

      孩子们离开了巴西，阿华本以为没有孩子的牵绊，可以在生意上大刀阔斧的勇往直前了。可是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空荡荡的家里，思念孩子的心情像潮水一样袭来。听说一双儿女在学校里忧郁不爱讲话。阿华擦擦眼里的泪水，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跟孩子一起。于是熬不过一年，终于又把孩子接了回来。生活仍是忙碌的，但是好在孩子也慢慢长大了，很多事情都能独立去做。看着孩子的笑容，再苦再累，阿华觉得生活这才有了生气，有了意义。

      现在，阿华不再摆凌晨的早市，她也终于明白，对金钱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健康的身体与和谐的家庭更加重要。阿华，她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孩子的教育上面，家虽然不大，但是充满了温馨的笑声。

      巴西圣保罗的治安状况不良，危机四伏，时有抢劫发生，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华人女性们，自强自立，从不放弃，书写一个个故事，让这片异乡的天空，绽放出七彩的光芒。如女人的笑眼，流光溢彩惊鸿掠影，风雨彩虹般绚烂在世界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