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祖陈公兆锵言行事略①故宫闹鬼事件

陈胤 陈榕

　　陈兆锵字铿臣，生于1862年7月7日（阴历六月十一日）。进入福州马尾船政后学堂管轮班（第二届）学习，毕业后一直在水师各舰船任轮机员，总管轮等职，出入风涛炮火中，历时三十年之久。1894年任定远舰（甲午海战旗舰）总管轮，在海战期间表现坚定沉着，他与刘步蟾间友情诚笃，常为战局提供许多有益的建议。1912年任上海江南造船所首任所长，1915—1925年任福州马尾船政局局长并兼海校校长，自接任局长后不久，他与其他人倡议我国必须制造飞机和潜艇。他见到欧美各国飞机和潜水艇是最新式武器，发挥很大威力，引起他的注意和重视，并认为我国要制造飞机潜水艇应从培养这方面人才入手，才是根本。他于1918年主持和创办了福州马尾飞潜学校并兼任校长。1925年又调任上海江南造船所所长，1926年退休。1953年2月22日（阴历正月初九）病逝于福州，终年九十二岁，陈绍宽副省长亲自主持治丧事务。

　　祖父兆锵公一生持身自好，严于律已，平日忠于职守，处事不辞劳苦，视公事为家事，为朋辈所器重。例如1904年，刘冠雄率“海天”军舰回秦皇岛驶赴江阴，舰在江苏顶星岛遇雾触礁，舰上人员都被救走。他自愿留在孤岛，住帐蓬守舰船，半年有余。枕头下都长出青草，足见其生活之艰苦，但毫无怨言。

　　创办的飞潜学校只招了一期学生共56人，分三个班（制造飞机专业；造船专业；机器制造专业），这些学生日后都成为很有作为的人，飞潜学校学生，现在大陆尚有二位，一位为王荣滨，是国内外著名的舰艇专家，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劳动模范。另一位陈薰是上海沪东造船厂总工程师。由于先祖父爱校如家，精选师生，严格管理，执行规章制度不徇私情，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树良好的校风等，使这批学生参加工作后，业务上都很有成就。海校有位学生系船政局职工子弟，考试有作弊行为，兆锵公不讲私人情面，仍给予严肃处理。对于有的优秀学生，他用自己的月薪资助出洋留学深造。同时，飞机工程处，也在船政局领导和他的督率下于1919年8月制造出我国历史上第一架飞机（水上教练机）。

　　兆锵公不媚外，维护国家尊严，1925年第二次出任江南造船所所长时，带了一批自己培养的飞潜学校髙材生，向英人摩根收回利权。他待工人如家人，对于摩根殴打工人，愤愤不平，曾上书海军部部长杜锡珪请求解除摩根职务，当局偏袓洋人，他便辞官归里，再不复出。

　　中法甲申战役，我舰队浴血苦战，死亡战士逾千人。1886年裴荫森奏请修建昭忠祠，悼念烈士英魂。其后，年久失修，兆锵公亲自出面奔波募资重加修整，为人所称道。此外还极力从事慈善事业，兼任惠儿院（孤儿院）董事长。

　　兆锵公爱国，具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以及进步思想，不仅在任职期间，而且在退休之年仍有许多事例。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屠杀、大逮捕时，由祖父选往江南造船所工作的原毕业于飞潜学校的毕业生陈长钧、林轰、王卫等人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国民党逮捕。以兆锵公为首的海军人士极力进行营救活动。抗日战争时期，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日军曾派人要其当维持会会长，他再三拒绝，日方一再让步，最后提出只要成立维持会时到会一次，也被坚决拒绝了并表示将以身殉国。后来，日方只好另觅他人。维持会成立之后，日方仍不死心，还不断送大米和钞票给兆锵公进行拉拢。由于当时贫苦百姓生活极端困难，他便将大米和钞票收下后，分给他们，并要他们在收据便条（用白纸裁成1X2市寸大小）上签名盖章，以备日后查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表彰兆锵公，特褒奖一面约长20厘宽15厘米刻有“凛冽可风”四个大字的银牌。

　　1947年春季，全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热烈响应共产党领导的“六二”全国总罢课的号召，那时马尾商船学校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参加罢课，该校学生会干部陈奇、游开阳等人受到迫害、被开除出校，兆锵公从陈本震老先生（本市烈士陈学仕之父亲）处闻知此事后极为同情，立即写便笺给校方，大意说：“青年学生，无辜遭受失学，情属可润，学校应让其恢复学业……”等语。此时公已八十六岁髙龄尚表现对国事如此关心，对青年人的同情和爱护。

　　解放前夕，地下党福建省宣传部部长陈光烈士生前，常以福州法海路1号（旧门牌）兆锵公的家为掩护从事地下党活动。公常与陈光畅谈国事至深夜。1947年陈光在永泰县被捕，公得知后极力设法营救，并对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声称人民应有政治信仰的自由，不能进行人身迫害。还多次到监狱探望陈光。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那一天，解放军进城，露宿街头，兆锵公看到此景，不胜感慨，立即打开大门，请解放军入宿。他还极其关心解放金门、马祖及台湾等地，将福建、台湾海域情况向解放军介绍，并分析什么季节对舰艇解放台湾有利。当时兆锵公近九十髙龄。

　　1986年12月

　　作者为陈兆锵将军之孙。

　　

2.高风亮节

纪念外祖父母—纪事之一

沈织（瓜宝） 沈祖庄 修改

　　抗日战争期间，1941年5月2日，日军在闽江口登陆，次日，进占福州城，此为福州第一次沦陷，于当年9月3日克复，计被日寇侵占了四个月。日寇进城后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人民日夜不得安宁，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不数日，日寇开始实施其一贯以华制华奴役和榨取中国的政策，网罗为虎作伥的亲日份子和汉奸，筹备成立傀儡伪组织，即所谓的“维持会”。同时还要物色一位德高望重的耆绅，担当“维持会”的头目，这是为了更有效地笼络百姓、欺骗群众。

　　于是，不断有客造访外祖父，而且一日数起，三三两两络绎不绝，他们都是奉主子日寇之命，前来劝说外祖父出任“维持会”会长的。却都被外祖父所严词拒绝一一落荒而去。但日寇并不甘心于失败，再次授意喽罗们继续说服：同意外祖父不做“维持会”会长，但要担任“维持会”名誉会长。再次受挫。复变换花招指示说，只要外祖父肯在“维持会”成立大会那一天出席典礼，不做名誉会长也便算了。外祖父不听犹可，一听火冒三丈，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言正辞严斥责道：“什么一天？一天就等于一万年!”—外祖父的意思是：一日沦为汉奸，便要遗臭万年！—他们见软的不成，就来硬的，说什么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如果恼了日本人，恐怕杀身之祸在所难免。可是外祖父无所畏惧，毫不妥协，在卖国问题上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响亮地回答道：“宁死不屈！”

　　外祖父手无寸铁，面对杀人不眨眼的敌人，坚韧不拔，凭的是一腔正气，真是威武不能屈，名利不能移，刀枪不能入。敌人软硬兼施的伎俩对着这位八十高龄堂堂中华男儿的铮铮铁骨，虽节节退让却依旧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认输败北。—勇哉我祖！

　　我和外祖母都是住在外祖父卧室的后房。就在这天晚上，我已上床但还未睡着，外祖父从他的卧室走到后房来，以严肃冷静的声调对外祖母说：“局势你都知道了，我不能担任伪职，如果他们逼迫我，……”说着说着，做了一个手势，模拟手中拿着一只瓶子，摇两摇，往口中倒，象征服毒的姿势。接着说：“到那时你别惊慌，也不必请医生。”说完，漫步踱回他的卧室去。—外祖父只做着服毒的手势，而没有说出要服毒的话来，我想大概是怕被我听到。

　　外祖母，也很冷静。她一声不响，只深深地叹一口气，表现出识大体明大义的无畏气概，她压根儿就没有去考虑丈夫一死，她无所依靠，必定会落到悲惨的地步，她完全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决定，“夫唱妇随”义无反顾。她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忠贞爱国的海军将领的夫人，她不愧为一位参加过甲午海战九死一生勇士的妻子；她知道她的丈夫只能奉献生命给人民，他的意志和身躯绝对不能被日寇所奴役、所驱使。她更知道，她丈夫心中埋藏着始终未能泯灭的深仇大恨—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这是以后外祖母告诉我的）。

　　外祖父盼望在他有生之年能见到雪耻之日，但他不是消极等待，他认为他有责任洗雪此仇此恨，不只是为了他个人，更是为了祖国，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为了众多以身掏国的海军袍泽：他们都为了保卫祖国英勇牺牲，他们的鲜血不应白流，他们的牺牲鼓舞了他，在目前这一关键时刻，他这位幸存者难道不应该继续和敌人抗衡？难道反而甘心事敌，去做危害祖国，对不起战友，也有损于自身名声的败类？—这是后来外祖父在谈吐中表达出来的深沉感情，也是他对人生的态度。那时我已经十四岁，读初中，他的言行，正面而生动地给我上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一课。我为有如此髙度爱国情操的外祖父母而倍感自豪。

　　在福州沦陷的四个月中，每月“维持会”都派人送来二石左右的大米和小额现金，这当然也是日寇的阴谋，不过外祖父并没有上当受骗，也没有拒绝收受，而是做了比“挂印封金”更有意义的安排：

　　（一）让在福州泛船浦邮局任职的侄孙陈长亮，将钱如数存入邮局储金部（因为，即使在战争时期，邮局处于中立地位，其业务不应受到干扰，这是万国邮政公约规定了的）。每月的收支和给生活困难的群众发放现金的工作都由陈长亮全面负责并为外祖父的这一措施作见证。

　　（二）至于大米的处理，则首先由外祖母和我将纸裁成火柴盒大小的纸片，上面各写上一斗、五升两个档次。外祖父只在旁指导绝不接触钱粮甚至纸片。这些纸片连同大米，由照料外祖父生活起居的郭丙添老伯拿去分发，对象是居民中的困难户。凡收到大米者须在各自的纸片上签名盖章或捺上指印。纸片全部收回集中保存起来。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粮收支帐目和各家各户签字捺印的收据一齐上交给当时的政府。

　　由于这些事以及外祖父其它一系列忠贞爱国的行动和功绩，政府发下一面镌刻着《凛冽可风》字样的银盾表扬鼓励。

　　近据陈长亮之子陈晃回忆，其父在世时曾对他谈及：陈绍宽闻知铿臣老叔祖坚贞不屈的事迹后深为动容，并以他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①的名义发表函电嘉奖，电文日：“陈兆锵将军为‘我军之光’”。

　　作者为陈兆锵将军的外孙女，湖北省医学院外科医疗专业毕业，眼科副主任医师原宜昌医学专科学校眼科教师。

　　修改者为陈兆锵将军的外孙。

　　

3.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初

纪念外祖父母——纪事之二

沈织

　　我从小就和外祖父母一起生活。1934年我六岁时是和他们住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为淮海路淮海坊）29号。

　　一天，外祖父带着我陪同外祖母，去白渡桥外一家牙科医生诊所，取新镶配的假牙，待到我们出了诊所上了出租汽车后，外祖母感觉假牙还不很合适，又返回诊所，外祖父和我则仍坐在车上等候。

　　这时，汽车窗外站着两个老人，一对鬓发霜白、身体虚弱、面色青黄、衣裳褴褛的老年夫妻；说是黄河泛区的灾民，伸手向我们乞讨。我非常同情他们，摸出了自己仅有的两枚二角和一枚一角的银币。我不知道外祖父的态度，一边把上面镌刻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图案的角子递给他们，一边目不转睛地直盯着外祖父。我看到他不仅毫不反对，而且表示十分支持的神色。

　　两位老者点头称谢不已，而且还要下跪磕头，但立刻被外祖父制止住。待他们拖着蹒跚的步子慢慢离去后，外祖父反问我：“你为什么愿意把所有的钱都送给他们？你为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这么做?”被外祖父这么一问，我几乎要哭了，外祖父倒奇怪起来。问我：“为什么要哭？我又没有责备你。”他再这么一追问，我反而真的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说：“咪哥很怕。”外祖父问：“怕什么?”我紧张地观察着外祖父的表情，慢吞吞回答着，我说：“我看到这两个老人，一男一女很像你和外祖母，我想，要是有一天你们也和他们一样，要靠乞讨过日子，又没有人给你们钱，该多苦呀。所以就把钱都给了他们。”因为我害怕把外祖父母比作叫花子会惹得他生气，而且觉得是做了一件错事，所以哭了。没想到，外祖父听罢便一把搂住我说：“别怕，我不会怪你，你有这孝心很好。这就叫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后面还有一句叫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今天做的前一句做得很好，这后一句就是我一直在做的。”当时我不理解这两句话的深刻涵义，但我知道这是在表扬我。许久以后我明白了它的意义，也就一直深深地震动着我的心灵。

　　此后我注意到，外祖父经常和一位董先生接触，所谈论的原来都是“惠儿院”的事。又过了一段时日，我才知道，“惠儿院”是一所与一般孤儿院不同的孤儿院，它不仅只消极收留孤儿，而是要积极地培养造就他们，教授他们一项技能或手艺，以便他们能自立生存于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惠儿院办有编造藤器的作坊，好像还有一处种植园，以及制造园艺品的工场。

　　又一天，外祖父带我上江南造船所，那是在上海髙昌庙。一来到髙昌庙，我就感到很新奇也很亲切，原来这里竟像是个小福州，耳闻的是很多人在说福州话，眼见的是街旁在卖“鼎边糊”、鱼丸之类福州“小食”。而且不但听得到福州话，还听得到福州骂人的粗话，我笑了，外祖父也笑了。

　　到了江南造船所，凡是见到外祖父的人，都对他十分尊敬，而正在和他交谈的人，大概是陈藻藩。陈是外祖父的远房侄儿。外祖父给他介绍了我是谁之后说道：“她都是在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善事，我又怎能不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事好呢?”这时我已经明白外祖父所办的惠儿院就是他所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工程。此刻外祖父是在向陈宣传劝募。

　　从此，我和外祖父的感情，在祖孙的亲情里，又融进了老吾老以及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中华民族崇髙的社会论理道德的感情和意念。

　　时间过去了六十多年，此情此景还时常萦回在脑际，总想写一篇纪念文字：其一，为表示对外祖父每的敬和爱，其二，为启示我们的后代，希望他们都赞赏我们并支持前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伦理观及其具体行动。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可谓是“希望工程”和“敬老工程”，而我们的外祖父，早在六七十年代前，就已经在独立地做着这项有意义的社会工作了。而这是他在自己的专业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之后，对社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的思想境地可谓宽宏，他的情感世界可谓深湛，我在此寄以深深的怀念和景仰。

　　

4.富贵不改勤俭风

纪念外祖父母——纪事之三

沈织

　　外祖父的父亲早逝，外祖父是长子很早就负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外祖父作为一名下级海军军官，他的收入微薄，所以外祖母长期以来是以勤俭节约为持家的原则。后来，随着外祖父职务的提升，薪俸不断增加，而外祖母却富贵不改勤俭风。

　　外祖母虽然是一位将军夫人，但她的衣着很是朴素，平时穿的都是布衣布裤。她的穿戴曾被人们夸张地评论说犹如“难民婆”一般。我从未见她穿金戴银，就连插在发髻中的簪钗也只是牛角制品，该称得上是“荆钗”了吧。

　　外祖母白天都坐在房门口的椅上，不是抽水烟就是做针线活，而常是为孙儿们缝制肚兜。这是她几十年没有间断的功课。虽然早已流行使用缝衣机了，但她还是要用手一针一针地缝，而且其针脚整齐划一的程度并不亚于缝衣机缝制者。与此同时，她也教我缝制衣服以及刺绣的各种针法。

　　外祖母为了节约用电，将生辰和节庆时未点完的残根半截的红蜡烛集中起来在自己房中点着，所以虽然家中包括仆人的房间，上上下下各处灯火通明，唯独她自己房里却还停留在十九世纪式的照明。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是因为头年的残烛还未点完，次年的又来了，以致于循环不息。在我和外祖母共住一房的岁月里，都是这么过的。我对外祖母的这种做法，既不理解，也很有意见。近从苏姐处得知外祖母的这一节约措施，早在马尾时代就已开始了。

　　在我六七岁时的一天夜里，我睡着后又醒来，发现外祖母不在房中，大概上五舅房里聊天和喝绍兴酒去了。红烛已熄灭，一片漆黑。我很害怕，便起床轻步走到前房外祖父床前。外祖父床头的灯亮着，他在看线装本明史。他见我到来，很髙兴，要我上床和他一起睡，并对我说：“嬷嬷回房来见你不在，一定会大找特找，你可别做声，让她着急。”我点点头。

　　不一会，外祖母回来了接着又跑到厅堂去，过了一阵子又转回来，显然是在找我。我正想出声，被外祖父用手捂住了嘴，外祖父悄悄道：“别做声!”而外祖母在喊我的名字。我既要服从外祖父的旨意，又怕外祖母着急，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急中生智，我咳嗽了一声。于是外祖母直冲到前房来，责备我说：“你在这里为什么不做声？!”我感到委屈看了看外祖父，外祖父便回答说：“是我不要她做声的，看你以后还点不点蜡烛，弄得孩子醒来一片漆黑，她害怕了才跑来我这里。”外祖母不服气道：“这同点蜡烛有什相干？我点蜡烛又有什么错？我都是了为了节俭。”外祖父说：“家中开支就差你房中这盏电费？!”外祖母反驳道：“滴水成渠，难道不是吗?”外祖父只好圆场道：“好了，好了，我说不过你，你做得对，谢谢你。”

　　外祖母此举既节约了用电，又利用了“废物”，避免了浪费。外祖母作为一家之主的主妇，不要求别人和她一起节约用电，不强求他人为所不乐为之事，真是宽人严己的典范，也是外祖母勤俭成风的具体表现。

　　

5.育苗有方

纪念外祖父母——纪事之四

沈织

　　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一1943年间）的事。

　　我从小也真懂事，虽然外祖父很爱我，但他那固有的军人威武气质，使我对他很是敬畏，每晚作业用他的书桌，生怕对他有干扰，总是抓紧时间，急急完成，匆匆离去。

康年（无边泳池）、天丽湾凯悦（新酒店）、海居铂尔曼（亲子玩乐多）、丽禾温德姆（设施新房间大）、国光豪生（坠大海景大堂）

　　外祖父是英国留学生，但他对我的A、B、C、D作业从不过问，而对学校没有布置写汉字的作业，很不以为然，他说：“字是人品，未见其人，先见其字，见字如见人，见字胜见人。”接着又说：如果一位男子汉连汉字都拿不出手，又怎么进人社会呢？不过对女子不作这么要求。他又自谦地补足一句：“我的字就没写好。”

　　外祖父这话中间一句刺伤了我，我觉得他对男女不够一视同仁，他认为我不一定或不可能进入社会。几十年来我一直自强不息奋斗着，也许就是这句话对我的鞭策吧！以后我知道自己错怪了他，其实他的本意是怕给我带来压力。接着他要我每晚做完作业后，写一段或一纸墨笔小楷，而他这时则坐在书桌右侧藤椅上，就着台灯看报读史。为了适应抗日期间习字，我用的是某位书法家手书的非卖品字帖，其一是岳飞的满江红，其二是木兰辞。我写了几天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对这慷慨激昂，气壮河山的词句很是感动，恨不得也能策马上阵，外祖父在给我介绍了岳飞的故事之后说：岳飞是勇冠三军、词占文坛，文韬武略的爱国将领。

　　而“木兰辞”更使我感到亲切，展现在我眼前的花木兰的飒爽英姿；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朔气传金折，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将士十年归……每读一篇，都倍增我的自我“巾帼英雄”气慨，感到很充实很自信。这也为以后的1950年〜1951年我勇跃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决心起到了思想基石的作用。

　　若干年过去了，我才渐渐地比之当时更加体察更加理解到外祖父那时的心态。

　　那正是国难当头的年月，外祖父已是八十多岁的髙龄，年虽老志却坚，他几乎失去社交活动的能力，但又可以耳闻到某些个别的人物，也许正是他的旧友或故知，去做了无耻的败类，卖国求荣，他心中很是气愤，无比抑郁而无法排遣。这时的家只有老一辈和幼一辈，二位舅舅及舅母，多数时间在外地工作，虽然有几个可爱绕膝的孙儿，但都只是稚语讶讶的小童，不可能与之交流情感思维，唯有我已14一15岁，读了几年书，初谙事理。外祖父唯有藉助于同我相处交流以及对我的教学，他的满腔激情、澎湃思潮才得以宣泄，他的苦闷才得以缓解。有一天，他看了廿四史明史崇祯皇帝本纪后，要对我讲述崇祯皇帝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我就静坐倾听。我只记得故事的大意，说的是：明末，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克北京城，崇祯皇帝举剑砍向他最心爱的公主，边举剑边痛心的说：“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皇之家?因为不忍心狠下手，只将公主的一侧臂膀砍下，（史书记为半臂公主）就被从人救走，皇帝掩面弃剑出了宫门，向地安门处走去，因不甘心即刻走向死亡，路遇一测字先生，皇帝请他测一字，信口说“You”（此为读音），测字先生大惊道：“不好了，反贼出了头”（“友”字像是“反”字的左撇出了头）。崇祯忙改口说：“不是这个You，是‘有’无的‘有’”。测字先生道：“更遭了，大明江山去了一半”（“有”字是半个“大”和半个“明”字组成的）。崇祯又改口道：“也不是这个You，是天干地支中的“酉”字。”测字先生更加吃惊地道：“不得了，至尊无头又无足了啊!”果然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树上。明亡，清兵入关。讲完听罢，我们祖孙两人共叹息，几乎泪下，我们两人都宁愿战死疆场，绝不贪生作亡国奴。

　　过了些时候，外祖父将舅舅们用过的《古文观止》拿来给我，他选出其中几篇，亲自给我讲授（余下的则请住在仙塔街的清末秀才梁寿程老先生教授）。 

　　其一，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使我明白了“苛政猛于虎”这个真理，也是几千年抑压人民心中的阴影。其二，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使我知道了不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虽已是鞠躬尽痒，死而后已，也不一定就能达到国泰民安的境地，更何况还有那些（虽除而不尽）的贪官污吏者们的存在呢？总之国事维艰，民安犹远。其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使我知道了范老心中压着一块石头，他所要表达的一个志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立德、立功、立言，给后人留下了一项精神财富，受人敬仰，功德入千秋。 

　　以上这些都是外祖父的感慨，也是他的见解，通过教学传授给我，我又作为读后感反馈给他的，他很满意，他的一生就是沿着他所向往的崇髙境界迈进。 

　　外祖父一生功绩累累，除了本专业的高度成就外，对教育也有独到见解，他不但能办好国立的，规范的，髙等的学府和院校，如马尾海军学校，飞潜学校，招生对象都是髙智商的佼佼者，经过培养，造就了一代精英，有的更出国留学，能飞翔蓝天，能潜入海底，能环球航行，他是这些学子的良师和校长。 

　　外祖父也能办好集资的私立的，非规范的初等技校艺苑，入学的对象都是孤儿，残疾半残疾儿童，智商较低，但他能因材施教，也能培养造就他们，使他们个个身怀一技，能自食其力，立足社会，减轻政府负担，促进社会文明。他对待一批批孤儿（惠儿院）学生，充满人道主义的精神，他自己筹资也求人集资以维持该院的生存发展，他能为人之所不能为，他能为人之所不乐为。 

　　外祖父少年时代就洋已才华溢，青年时代他出入风涛炮火之中是一位风华正茂的、英俊的美男儿，晚年面对敌人坚如泰山之峰，以髙度的智慧和勇气击退敌人向他的进攻。 

　　外祖父是一位爱国海军将领，造船专家、慈善家、教育家，我更认为他是一位从年轻到年老从春到冬从早到晚努力耕耘的劳动者，一位：苍翠松柏常培育，芬菲桃李多灌溉—的园丁。 

　　

6.外祖父与刘步蟾

沈织

　　我一直很想写《甲午海战名将刘步蟾殉国耳闻录》一文以纪念外祖父与刘步蟾的友谊。然而一拖数年。搁笔的原因有二，其一，刘步蟾是一位历史名人，殉国又是一件严肃的壮举。我才疏学浅，对历史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从外祖父那里听说的；其二，我更顾虑的是，写出后会涉及人物评价的纷争中去。可是外祖父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与刘步蟾的死耿耿于怀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时常萦回在我的脑际又使我难以放弃。

　　1999年，我们将要出版《爱国海军耆宿陈兆锵将军》一书，我的妹妹沈骏教授是研究历史的，她鼓励我将此文写就，并谓这是听亲身经历者说的资料，很有意义。不论是正面或是负面，如果不写出来，将永远无人知道。

　　我记得58年以前，也就是1941年（民国三十年）5月2日一9月3日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期。日寇威逼外祖父出任“维持会”会长被他拒绝了。外祖父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宁死不屈的意志，随时准备掏国。他三天两天向我讲述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现在我认为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以此来对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也是向我倾诉他无比悲愤的的情感。因为当时他几乎没有社交活动，家中青壮年均不在福州，表弟妹都年幼，最大的还不到七岁，而我已14岁，上初中（学校内迁，我停学在家）己经懂事。除了外祖母之外，我亦成为他的主要谈话对象。他从古代讲到近代，讲了宋朝岳飞抗金及其在风波亭被害，讲了文天祥和他的正气歌，讲了明末扬州十日大屠杀和史可法的慷慨就义。接着就讲他亲身经历的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刘步蟾之死。

　　外祖父与刘步蟾曾是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刘步蟾（1852—1895）福建侯官人，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毕业，留学英国海军，成绩优异，1879年学成归国。他对筹建北洋海军、编定《北洋海军章程》贡献颇大。他担任“定远”号铁甲舰管带。1888年升任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加头品顶带。丁汝昌是北洋海军提督，但他是行伍出身，不懂海军。因而凡有关操练及整顿事宜均委刘步蟾主持。而外祖父在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二届轮机班毕业后，先在“超勇”舰，后调至“定远”舰，成为刘步蟾的同舰下级。1894年初升任右翼中营游击和“定远”舰总管轮（轮机长）。他与刘步蟾在工作上配合默契。友谊日增。

　　外祖父十分钦佩刘步蟾的爱国豪情和爱国业绩以及他的远见卓识。他说刘步蟾十分忧虑中国的军备落后，要求清政府加强海军建设，按年添购先进的铁甲舰和新式枪炮武器以抵御列强的侵略。但未被采纳，他曾以忠愤激昂之情对李鸿章说：如果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外祖父特别称赞刘步蟾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性及发动战争手法的洞察与警惕性。曾将日本侵略野心和觊觎中国的种种情况上书李鸿章。外祖父写的《甲午海战日记》（原载《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比较详细的叙述了刘步蟾对日本有髙度的警惕性的事实：

　　“辛卯秋（1891年）各舰队抵横滨，日本人为为亲善与联络，派亲王在东京王府宴请我全军官佐，礼意甚隆。丁提督为敦睦邦交，率各管带暨舰员前往与宴。独步蟾辞，命（兆锵）为代表。询其故，则谓：日人奸宄无信，胆敢妄为，深恐假藉宴会。乘我不备，攻袭我舰，我必留舰预防不测，其卓识远见有如此者。”后来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来发动战争的历史事件，例如：一、1894年7月，日军对中国海陆军突然袭击，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二、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侵占东北；三、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等等都证明了刘步蟾是有预见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外祖父对刘步蟾之死的具体描述：

　　在大东沟海战中，“定远”号为旗舰。提督丁汝昌身负重伤后，刘步蟾代为督阵，中国舰队，勇战强敌，轰击日旗舰“松岛”号，使它几乎沉没，丧失战斗力。日舰“吉野”、“比睿”、“西京丸”、“赤城”等都受重伤，损失亦大。在1895年，威海卫保卫战中，“定远”舰中敌鱼雷后自行炸沉。刘步蟾持舰亡人亡主义，抱定必死的决心和信念，向外祖父托付家事和后事。谈完话后，即拔剑自刎，外祖父抢前拦住他劝说：此次战败和北洋舰队的覆灭绝非是你的责任，你实在是无法扭转乾坤的。现在朝廷尚未下旨问斩，你又何必急于自刎呢。如果朝廷问斩，身首异处是很残酷的。而用剑自刎也是很惨痛的。作为一舰之长，舰在人在，舰亡人亡是理所当然的事。外祖父自知无法保全他的生命，也无可说服的理由，他的意思是服药全尸为上策。刘步蟾说：“不！怕来不及了”。一旦旨意下来了，服毒死得慢，还要被斩首。外祖父十分痛苦，安慰他说：“来得及！来得及!”如是，刘步蟾服下鸦片，倒在外祖父的怀中。他仍不放心，不断喃喃询问外祖父说：“来得及吗？来得及吗?”他的意思是如果来不及断气，他还要自己补上一刀。外祖父极力忍着眼泪也不断地劝说：“来得及！来得及!”刘步蟾身材魁梧，体质极好，仰药逾日未绝，其他下属纷纷离散，唯独外祖父守护在他身边，终于刘步蟾闭上双目，接着鼾声大作，口吐泡沫，过了好一阵，鼾声渐微至消失。刘步蟾就是在外祖父怀里停止呼吸的。他殉国时，年仅43岁。外祖父护送刘步蟾灵枢南归，并按嘱托处理其家事。

　　清廷对甲午战争牺牲的烈土给予优抚。刘步檐死后，尽管清廷以其“能见危授命忠烈可嘉”，照提督阵亡之例，从优赐恤。赏世袭骑都尉加一等云骑尉。可是外祖父对刘步蟾的死一直是不平的。他认为刘步蟾是无辜的，不应死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是清政府的妥协退让的路线所造成的。据我大姐沈苏女士说，在她少年时代也多次听外祖父说过刘步蟾仰药殉国之事。这说明外祖父对他亲密战友的深切怀念并要后人都知道这个可歌可泣的事迹。

　　

7.啊，将军!

沈澕新 

　　上一世纪未到这一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家乡人都传诵着陈将军的事绩，大家都不提将军的名讳，好像直称名字就是不敬，老一辈人的心目中，都把将军称为我们“乡先贤”，因为他不仅直接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甲午海战，而在他的战事日记里，揭露清廷电旨要日舰先行开炮后才能还击以明“衅由彼开”的挨打命令，更沉痛地申诉奉命退守威海后朝廷“勿庸应战”的电旨眼见坐失戎机的腐败投降指挥，当时浴血抗日的将军，已是定远旗舰的官员，是壮怀激烈的好男儿，其战绩在家乡已成口碑，并不因时间久了而退色，记得清朝勇略将军率师征滇，战功最苦，殁后多年朝廷赐祭，或谓时隔已久，人已远去，恤典无由，皇帝特谕礼部：“事久而乃绩弥彰，人往而朕心长眷”，①可见只要是功绩的真实，不论时间多长，人在不在，事绩会愈传愈广。怀念会愈来愈深，这就是家乡人民对陈将军甲午战役，至今还津津乐道的缘故。 

　　乡人对将军敬意是如此浓烈，为将军作传、写事略的，自有许多名家大手笔在，记得将军六秩寿辰时，曾有当时海军上将总司令兰建枢在所送寿屏中概括将军所作贡献甚详，七秩大寿时，名人陈宝琛更为这位族弟将军作寿序，将军伟绩，早有国手茂文记略，禅新乃舌耕糊口终生潦倒贫寒之士，何敢想用拙劣文字接触将军光辉一言半语?但在舍侄女织、骏一再怂恿鼓励下，不觉减却羞惭之心，想本文不过在许多大人严肃谈话中插一句无知童稚天真的痴语，或在满汉大席中夹在珍馔而上的一碟小菜，读者稍不认可，一笑置之，无伤尊意，想来亦无害处。 

　　要回忆将军事绩，还应该从上一代谈起。 

　　先君讳秉焯，字仲英，1875年出生，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是严又陵①、詹天佑的学生，他一生除短期在江西铜矿及福州测量、工业学校教数学外，大部分都在马尾海军学校任教，教的是原本数学和物理，也兼教英语，他著了一本《球面三角学》（又称《弧三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航海用的书，细算先父在北洋水师求学和长期在马尾供职，正是陈将军也曾同时在过这两地点，只是先父论衔不过中校的校官与将军官阶相去甚远，可能由于亲谊（我大嫂也是陈家后裔）的缘故，和将军来往甚密，从我懂事的时候，即知道每一年正月初一，先父一早必到两处拜年，一是陈将军家，二是宫巷二伯父（黻清）家，然后就一直回来，年年如此，从不间缺，当时我就有些疑问，按理，萨鼎铭②先生是海军界老前辈，也是誉满榕城，而且马尾诗社每星期折枝诗酬唱，极为熟悉，先父逝时，萨老还亲笔写“哲人其萎”的中堂，然而或许因萨老客多或其他理由，从没听先父说到萨老家拜年，而每年第一个到陈将军家，几乎达到虔诚的程度，在我懂事以后，对父亲如是尊敬将军，又从来不是直接上下级关系，心里老是有一个疑问，认为人与人之间几十年如一日的尊敬一定受人什么很大的恩德或者有什么干请，欠下什么重大的情未报，但从来又没有听父亲谈起，我很想打听将军家的后人，又想将军家大年初一，宾客如云谁能记得一个教书学究？因之这疑团在我今天执笔的当儿还未解开，闲来想想上一辈的谜何必苦苦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就让这憧憬、这浮想、这悬念，这亲密的交谊，这浓郁的幽香连同记忆的彩虹停留在下一辈如诗的梦境里，不管从技术性联系的角度来理解，从人与人间兴趣与爱好来理解，从信仰或佛家的“缘”去解释，让读者各取所需吧！ 

　　但从长辈平常谈起的事例，却不容半点浮夸与渗假。 

　　将军是轮机中将，海军从航海出身而晋升上将者，不乏其人，而从轮机而晋将级的很难，轮机中将，当时全国没有第二人，极贵，将军的中将衔，不是偶然而得，他一生办好多实事，这些事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例如颐和园的电灯，是他总体设计安装的，当时正是煤油灯时代，颐和园电灯可称天朝第一家，同治以后，皇家还是比同日月，颐和园用电设计成功，难怪许多文人用“与日月争辉”来形容，将军技术髙超，不仅见于一事，1922年，他还主持创办船政发电厂于马江，夜间发电，除供应船政局及驻马尾海军外，还准许马江商民纳费使用，造福桑梓，这些贡献，可以想到“创业维艰”当时的景况吧！ 

　　在他领导下设计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当时有国产飞机能上天，这在家乡百姓心目中自然会产生对主持这项工程事业与天争髙的崇敬，大功告成，受勋五位，而将军并不计较个人名位，认为当务之急是为中国航空事业培育英才，创办飞潜学校，先抓教育，卓识远见，全赖将军下定奠基的决心，小时候我曾随父亲到马尾机器厂参观过两架自制水上飞机，一架机身是红色的，有九座，一架有两座，至今印象还很深刻，有关这方面的事迹，在《陈将军述评》中有详细的记载，这里不再赘述。但必须强调一句陈将军是在军阀当权，框架特多，经费被有权势者强挪他用、受尽各方掣肘的情况下，能冲破艰难，独闯关溢，把成果摆在大众面前，这需要多大的魄力和勇气！ 

　　作为一名军人，爱国主义应该是思想上的一根主弦。 

　　将军爱国的行动、思想、作风也是明摆在大众的面前。 

　　除上述亲历两军对垒的反侵略甲午海战之外，将军把马尾昭忠祠改缮《甲申甲午两役》合祀，对先烈的爱国捐躯，应有俎豆馨香之报，死难烈士能名垂千古，昭忠祠至今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课堂，这些都可以看出将军始终以军人爱国作为人生首要的标准，其力排众议改历年该祠为一姓尽忠的宗旨，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改革，以上细节，可参阅该祠碑记。将军爱国、爱本国人才，重视本国技术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使用和培训并重，用洋而不崇洋，在江南造船所对洋员、洋匠如R.B.毛根、赫兰生、罗伯生等，将军用之心中有数，早认为“假手外人终非根本计划”所以主张附设艺徒学校，培训技术工人，期于后日可接洋工师之手。小时候听得大人谈起特别感兴趣的是将军爱才也爱材，他造水上飞机采用闽北白梨木、榆木都是土产，油漆、钳工都由中国人自己动手，将军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心里装着祖国，兴办艺圃，寄希望于未来，着眼于下一代，目的就是要振兴我中华。 

　　把爱国看为髙于一切的军人，一定也是把民族气节放在第一位，将军晚年，正值1941年4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福州，以各种手段要将军出来维持福州大局，这岂能动摇将军一丝意志？我记得抗战胜利后，海军部除发给将军“凛冽可风”的银盾一面之外，还发给“海军之光”的匾额，都是对将军不肯附身敌伪的严正评估。 

　　上面所记、断断续续，因为多是先辈闲谈时提起，今日执笔，涌上来的印象就很难按将军年谱或任职先后的次序来描述，我又不善归纳，想起今天最时髦的提法是当政者计划为人民办几件实事，那末是不是也简单概括将军一生中的几件实事呢？一日参加甲午之役；二日接办江南造船厂；三日充实福州船政局；四日建立艺术学校；五日创办飞机工程处；六日主持创办飞潜学校；七日重建马江昭忠祠；八日设计颐和园发电工程；九日创设马尾发电厂；十日主持创制水上飞机这些实事，全由他一个人带头筹划兴办的，事实就是事实，难怪将军生前有哪么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先父每年正月初一所上的第一柱清香，将军当然是受之无愧的。 

　　春节第一天、先父拜年从不间断，只是在抗战后期，多拄着一根拐杖，这礼节一直坚持到1947年正月初一，当年他已七十有三，他的病已很沉重，我姐夫梁舒翘来诊治，已按捺不住无方续命的悲伤（顺便提一句，梁医师也是陈将军家的家庭医师，和陈将军一家关系极好。陈将军患有脉搏早搏症，在当时医药条件下经梁医师治好，实是不易）。初一早上九时许，因为父亲躺着就气喘，只得坐在案前藤椅上，刚好卅一哥农苏来拜年，父亲要勉强站起来还礼，母亲在旁就说“农苏是自己的侄，就不必起立吧!”父亲坐下就对农苏说：“今天我没到……”接着大口喘气，母亲说是不是没有到陈将军家拜年？父亲点点头，我见母亲转过身子已用衣袖擦去腮旁的泪水，我知道不是“今天没到……”而是今后怕再不可能了，果然就在这天晚上，准确地说是初二早上二时，父亲与世长辞了。 

　　时间的巨轮总在不断旋转，半世纪来经历过多少次春节？现在我也越过古稀之年，家乡拜年的礼节仍在，但退休教员的寒舍，就很少有敲门声，比我老一辈的长者多已作古，也没有自己该去拜年的所在，因之每年正月初一起床，推开窗户遥望天际的白云，头一个进入脑海的就是父亲若在，今天此时又将准备到陈将军家。啊，将军！您离去多年功成身隐，但事绩永存，语日：“善事遍行，欢声雷呜，问厥所由'，相感以诚。”我只能带着赤诚的心，记一些虎迹鸿爪，以此代替一束鲜花吧，但愿此一瓣心香，能抵灵台，那未不仅是我，也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会感到莫大安慰的。 

　　啊，将军！ 

　　作者为福州第三中学高级教师。 

　　 

8.创办海军飞潜学校及自制 第一架水上飞机始末

——陈兆锵将军功绩之一

王家化

　　自飞机和潜艇发明之后，在战争中地位日趋重要，掌握有制造技术之国家，竞相争胜，一九一三年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务后，美国怕日本在华势力扩大，有损他们权益，于是向袁世凯送秋波，愿意训练中国飞潜人员，袁世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潜水艇很有作用，也有意想制造，用来威慑全国大小军阀，他知道海军有人才接受“西学”的能力，特授意海军总长刘冠雄着手进行，适江南造船所所长陈兆锵晋谒刘总长报告各国军备情形，也建议应顺应潮流趋势，培训这方面人才，于一九一五年海军部派陈绍宽、李世甲等赴美考察飞机潜艇制造，随后又命留英学生巴玉藻、王孝丰、曾贻经、王助四人转入美国学习航空工程，这时袁世凯已逝世，刘冠雄认为既有了人才制造飞机潜艇，对壮大海军实力大有裨益，应为当务之急，于是派员到天津大沽、上海高昌庙、福州马尾等处，选择设校和制造飞机潜艇的基地，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看中了福州马尾地段最宽足敷展布，厂所机器尤足，最后由国务院通过，派员与福州船政局局长陈兆锵商量后，于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令海军部在马尾设立海军飞潜学校，校长由船政局长兼任，在积极筹办始无前例可承之情形下，陈兼校长以其在留学时之学识、见闻与经验，对于师资及课程作重大改进，以留学归国习造飞机、造船、造机械之专业人才担任教官，书籍课本均采用英文原本，用船政局铜元厂旧址作为校址，（有的记载以艺术学校的新校舍作为校址）于一九一八年四月成立。

　　学生由马尾艺术学校考试选送，入学前，应具初中毕业学历，施以三年髙中教育，经过甄别后，分为甲乙两班，再施以三年专业的学历，（有的记载学制分为普通级二年，特别级三年，专门级二年）翌年又招收优秀青年编丙丁戊三班（有的记载甲乙丙三班遴选于艺校）为甲班学飞机制造，乙班学造船（潜艇），丙班学造机，各班在完成一定阶段课程后，即分别参加飞机及轮机等工程的绘图设计，及实地制造操作，把课堂理论学习与实际练习结合起来。

　　师资方面量才任用，陈兆锵在先后学成归国分配船政局服务的人员中挑选教官。任命留英习造船舰毕业生向国华、陈藻藩、专习造机黄承贶、留美专习造船有王超、邢契华、叶方哲、专习飞机制造有巴玉藻、王孝丰、曾贻经、王助为教官，并指定巴玉藻担任飞机制造班主任，王孝丰、曾贻经、王助为副主任，造船班以向国华为主任，陈藻藩、叶方哲为副主任，造机班以王超为主任，邢契华、黄承贶为副主任。

　　飞机制造班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有记载为八月）完成所修学业，毕业陈钟声等十七人，造船班于一九二四年八月修满学分，毕业生郭子桢等十九人，造机班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修满学业，毕业生林轰等二十人，其中选送出国留学计有留英六人，留美二人，其余因无法安排本部门业务工作，乃由海军部派往海军各厂所服务，至于丁戊两班因船政局本身经费困难，无力兼顾校事与再拨付经费，不得已改隶海军学校习轮机。飞潜学校开办时间不久，即告停办，这是很遗憾的。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国最早培育制造飞机人才之机构，因为成立于马尾，所以马尾既是中国海军的摇篮，又是航空器制造的摇篮，陈兼校长任重身劳，为国家培养出第一批飞机工程技术骨干，所有毕业生虽然人数不多，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飞机潜艇制造工业的先驱，虽然八年来，（有的记载十年来）竭尽心力，付出心血，有此成就，足堪欣慰。

　　船政局局长陈兆锵又接北洋政府海军部命令办飞机制造厂，制造飞机需要工厂，乃在船政局厂内让出铁胁厂和船厂，把铁胁厂改为木作间和机工间，船厂的左边扩地建成飞机棚厂，及飞机制装配厂，临江则架设滑水道，于一九一八年一月成立马尾飞机工程处，附属于船政局，国内采购费及员工薪水由船政局拨付，（有的记载命名为福州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这是我国最早一家的飞机制造厂也是海军自制水上飞机的机构，并与飞潜学校互相配合发展。该处以巴玉藻为主任，而制造飞机之工人，则在船政局内挑选技术水准较髙的木工、机工、钳工等工人约四五十人充任，又招收学徒二三十人，每日下午学习航空机械常识，逐步加以培训，使他们成为第一代制造飞机的专业技术工人。制造飞机在当时是一门崭新的工业，原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进口木料质优但成本髙，运输不便，决定尽可能使用本国材料为原则，于是试验用省产的木材，以代替外国材料，选择国产榆木等种木材进行物理实验其各方面性能，包括经过蒸汽烘干炉烘干后变形程度，再与国外木材作比较，发现榆木与外国木材相差极微，故以榆木为最适合。该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制出中国第一架制甲型一号100匹马力双桴双翼水上教练机，继又制造教练机及巡逻机，（有的记载在陈兆锵任内完成十五架或完成八架）其实在陈兆锵任内完成计有七架，其余八架是在他调离马尾后完成的。兹将各机出厂时间列表如下：

　　在自制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之后，聘不到飞行员，不能试飞，后经檀香山华桥杨仙逸介绍华侨蔡司度前来试飞成功，第二架飞机由福州某洋行英人试飞成功，未有事故，到了一九二一年，海军部派曹明志、吴汝燮前来教学生飞行，只试飞一次即行离去。随后经德人亨克和柏尔司徒曼试飞过好几次，认为机质不错，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航空教练所在马尾成立，聘俄国人萨芬洛夫为教官，培养中国飞行员，第二年元月他与学员黄友士同试飞刚制成的海鹰一号海岸巡逻机，一九二五年教官林安屡次试飞丙型一、二号，均很顺利，以上自制飞机均系继承自制船舰的优良传统制造的。

　　福州海军飞潜学校与飞机工程处，是我国最早培育制造人才的机构，均属初次创办，马尾是中国海军摇蓝，又是航空器的摇篮，陈兆锵局长竭尽所能，不惜呕心沥血培养出来中国第一批飞机制造人才，以及自制成功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架水上飞机，贡献良多，对中国海军建设，以及对国家的贡献，功不可没。

　　附：本文部分事实及时间如有错误尚乞高明诲正为幸。

　　作者为台湾《自由时报》记者。

　　

9.我所知道的外祖父母

沈駿

　　外祖父母是我们至亲之人，我的姊姊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她们亲身经历或目睹有关外祖父母的一些事，只有我是一个例外。我大约只有二三岁时就随父母在外地生活，所以对他们没有什么印象。我所知道的事全部都是耳闻得来的。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遗憾。 

一、外祖父的家世 

　　外祖父是福州螺洲陈氏家族的后代&据母亲说螺洲陈氏的先祖是由河南迁来的，先在福建长乐，其中一支再迁至螺洲，①成为该地的名门望族。所谓簪缨门第，曾有过“五子登科”、“六子科甲”、“父子兄弟叔侄同榜进士”的鼎盛时代。但外祖父直系近祖的这一支则日渐式微。据传说外祖父的曾祖父曾娶有两房妻室。分别住在螺洲和福州城内，被人称之为“乡下祖母”与“城里祖母”，而外祖父则是“城里祖母”的后代。今读陈宝琢写的《族第铿臣七十寿序》，才知道外祖父这一代已是从螺洲搬到福州城内的第四代了。这就是说外祖父的曾祖父秋水公开始定居在福州城内。元配林氏即所谓的“乡下祖母”而侧室刘氏则是“城里祖母”了。 

　　从漯洲陈氏后代，复旦大学历史系陈绛教授处得知“漯洲陈氏系于唐代自河南固始入闽，明初洪武年间由长乐迁至漯洲，但家谱上说因年代久远不可确记，所以从洪武年始祖开始记载②陈绛教授与榕弟寄来陈氏家谱中有关外祖父及其上代的世系内容。现抄录如下： 

　　[十三世]文辉，字道承，柞次子，号彤轩。贡生，生康熙丁亥年九月初九日（1707.10.4），卒乾隆丙戌年十月初三日（1766.11.4）寿六十，配叶氏，侧李氏。 

　　[十四世]时觐，字宗法，文辉七子，号秋水。直隶州州同，诰赠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生乾隆壬午年闰五月十六日（1762.7.7），卒道光癸已年二月初八日（1833.3.28）寿七十二。配林氏，侧刘氏。葬北关外观音山。 

　　[十五世]应澜，字孔渠，时觐五子，号竹溪，诰赠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生嘉庆己未年九月二十五日，（1799.10.23），卒咸丰辛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61.12.22）寿六十三。配郑氏，继郑氏。葬东关外鼓山廨院，土名山兜。 

　　[十六世]暹，字孝鸿，应澜三子，号子禧。布政司理问，诰赠武功将军，叠赠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生道光戊戌年正月二十三日（1838.2.17），卒光绪癸未年十二月初四日（1884.1.1），寿四十六。配黄氏，山东惠民县县丞黄庆澄女。葬北关外上凤池。 

　　[十七世]兆锵，字敬尔，暹长子，号铿臣。清北洋海军游击，现（指本世纪三十年代，家谱于此时重修）官海军轮机中将，勋五位，将军府将军，一等文虎章、二等宝光嘉禾章；历简江南造船所所长、福州船政局局长、闽海关监督。生同治壬戌年六月十一日（1862.7.7）。配林氏，举人、凤山县学教谕林起文女，侧江氏。① 

　　外祖父的曾祖父秋水公曾任直隶州州同，父亲子樁公曾任布政司理问，官位很低，祖父竹溪公还是一个商人，他们获得诰赠的荣誉是从何而来的？根据清朝的制度，凡五品以上官员遇到“覃恩”（即遇到庆典，皇帝都要广施恩惠）除了自己受封外，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亲三代也都受封。但名称不同，存者日诰封，殁者日诰赠。因此，我就请榕弟将家谱中有关外祖父胞弟的内容也抄来： 

　　兆焯；字敬炳，暹次子，号炳臣。生同治甲子年正月初六日（1864.1.13），卒宣统已酉年九月二十一日，（1909.11.3），寿四十七。配毛氏，无子以兄兆锵次子大武为嗣，葬北关外下凤池。 

　　兆钦，字敬明，暹三子，①登梃②嗣子，号恭臣。生同治乙丑年九月二十七日（1865.11..15），卒光绪戊戌年九月初一日（1898.10.15），寿三十三。配郑氏，广东南诏连道郑瑞骐孙女、内阁中书季中女，无子以胞弟兆琛之子大咸为嗣。附葬本生父暹坟。 

　　兆琛，字敬庭，暹四子，③号献臣，又字向辰。清优行附生。光绪癸己（1893年）科举人，花翎二品衔山东补用道、山东提学使，颁赏毓庆宫御笔，加恩赏三代头品顶戴。人民国不仕。六十生辰，御赐清操、拔俗匾额。生同治戊辰年九月初一日（1868.10.16）。配许氏，举人河南大挑知县许培蕃女。继吴氏，云贵总督吴其浚孙女、山西沁州知州吴承恩女，继高氏，广西巡抚髙基孙女、山东曹州府知府髙令哲女。 

　　兆麟，字敬麟，暹五子，号玉臣。未娶卒。以兄兆琛四子大卷为嗣。④由此可见，外祖父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得到诰赠是因为外祖父的五弟兆琛公⑤得到皇帝的恩赐而惠及三代的。 

　　外祖父的祖父竹溪公是做染料与杂货生意的。他本来也想走科举道路，但因乡试屡挫，才愤而经商，从此与仕途绝缘。外祖父这一代除了他与五弟做官之外，其他弟弟也未任过官职的。故外祖父虽是“螺江陈”的后代，但家世并不显赫，他只是一个小官僚兼小商人家庭的子弟。 

　　外祖父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追求国家民主与富强的有志青年。他不愿走科举道路而进人我的髙祖父文肃公（沈葆祯）创办的船政学堂。他的父亲子禧公当然希望他应科举考试，但最终还是支持他的志向。当时族中已有子弟就读于该学堂了。此人就是陈兆翱—外祖父同髙祖的堂兄（髙祖陈文辉，六子陈时开是陈兆翱的曾祖父，七子陈时觐是外祖父的曾祖父）。有了这个先例，外祖父进船政学堂就更无阻力了。 

　　陈兆翱（1850—1895），中国近代优秀轮机专家。他是船政前学堂制造班的第一届学生，以学习成绩第二名毕业，毕业后留船政局工作。1875年，他受船政选派随法籍船政监督日意格前往欧洲学习考察。在法国期间，他创制的新式锅炉和制造的抽水机都受西人的推崇，而且抽水机还以“陈兆翱”命名。他还将轮船车叶化平为侧，外洋竞效之，真是“名扬海外”。1879年，他学成回国，任船政工程处制机总监督。他官至总兵。船政局自1887年后建造的“广甲”等七艘舰艇均由他总管船机方面的设计与制造的。近现代船史研究专家评价他是中国近代轮机制造的奠基人。惜中年（46岁）早逝。 

　　我以为外祖父及其堂兄陈兆翱是陈氏家族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二、外祖父母的婚姻与家庭 

　　外祖母林太夫人讳淑贞（1868—1944）是外祖父的元配夫人。她的娘家是福州的名门望族。族中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林尹民烈士。他们是她的堂侄。 

　　外祖母的父亲，即我们的老外公，讳起文，是一个举人。早年曾在四川做官，后来在凤山县任县学教谕①（当时台湾有凤山县。现在广西亦有凤山县，但是在1919年才改为县的。故可以确定老外公是在台湾凤山县任职）。 

　　外祖母的母亲，即我们的老外婆王太夫人是四川颖川人。她是老外公的侧室。大约在1909年，老外公的元配夫人去世后，在外祖母的主持下，老外婆被“扶正”了，有了继配夫人的名份。家中有些人曾议论说，这是“母因女贵。”其实，当时的外祖父不过担任海军舰政局局长的职务，外祖母并无值得骄傲的资本。应该说，这主要是王太夫人贤惠，而且又有一位能干的女儿去为她说话，使得正室的子女信服罢了。 

　　外祖母是外祖父的贤内助。婚后二三十年，外祖父常年在外，家事全靠她一人主持，被族人称赞为“善相君以型其家因而颇负美名。外祖父母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伉偭情深，家里人曾传说他们的爱情故事：当年外祖父在北洋海军舰队服务，与外祖母聚少离多。每逢外祖父远航或出征时，外祖母总是送了又送。为了掩盖她为夫妻别离而伤心流泪，她往往手持甘蔗佯装在吸汁来掩盖她唏嘘的哭泣声。 

　　外祖母育有一男一女。长子早殇。女儿即我的母亲陈秀莹（字任君，1895—1977），是在她26岁、外祖父33岁时才生下的。从此，她再无生育。这是她引为终身的憾事。在封建时代的说法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年后，终于在她的推动与主持下，我们有了庶外祖母江太夫人（讳春梅）。江太夫人于1910年生了八姨秀湄之后，接着1911年五舅大磬、1914年七舅大武相继出生。①很不幸，在1914年10月江太夫人年纪轻轻地就病故了，留下仅有四岁、三岁和六个月的儿女全由外祖母一手抚养成人。外祖母教育这三个儿女不要忘记自己的亲娘，每逢年节和江太夫人忌日她都要准备上供的祭品，让他们祭祀。外祖母视八姨、五舅、七舅如同己出。尤其是七舅，仅有六个月就没有亲娘，外祖母对他是格外怜爱与百般关怀。当他还在吃奶时，外祖母不放心奶妈对他的照顾，每晚都要起床数次去查铺，为他盖被子。由于七舅幼年肠胃欠佳骨瘦如柴，外祖母深恐他人照顾不周，亲自安排他的饮食，并且夜间也与他一起睡以便照看，直到十几岁。外祖母就是回娘家小住几天，也要把两个儿子带在身边，从不放心交别人代管。到五舅、七舅十四、五岁时，她还要亲自为他们剪手指甲、脚趾甲。他们所穿的鞋也都是她一针一线亲自缝制的。五舅说：“我们的鞋子完全可以到店铺买，而且两个姐姐的鞋子都是买的，真不知为什么我妈要自己缝?”其实，这完全是做母亲的心思，她爱子心切，把她的母爱通过这一针一线连结到儿子身上。这些在当时真是有口皆碑，称赞她对这三个儿女的深厚的母爱。 

　　由于外祖母对八姨、五舅、七舅充满了爱心，所以他们都视她为亲娘，对她十分孝顺。己有八十六岁髙龄的五舅怀着无比崇敬与感激之情称她为“我伟大的妈”！他说：“我妈给我们姊弟四人的爱是一般为人母未必能做到的”。 

　　外祖母一贯勤俭持家，即使在外祖父有较髙的职位之后也不例外。外祖父出任江南造船所所长和福州船政局局长期间，薪俸不低，加上祖传下来的店铺的收入，家境比较富裕。但外祖母当家的原则是“宽人严己”，对家人、亲友、佣人都十分大方，舍得花费，对自己却很节俭。例如：全家各个房间都用电灯，连佣人的房间亦不例外，可是她的房间却点残剩下来的蜡烛。她所点的残剩蜡烛头是在每年的各种庆典活动后收集起来的。在衣着方面，她平素是旧布衣裤，人们甚至评说她的穿戴如同“难民婆”一样，这似乎有些夸张。但她穿的确实朴实，竟同仆妇一般。而且除了参加吉庆盛典之外，她什么金银首饰都不戴。在饮食方面，。她与外祖父不同，外祖父因为留过学，在在某些方面还有点洋化，如爱吃西餐。而她却是典型的中国平民化，也可以说是川式的平民化的习惯。因为老外婆是四川人，外祖母幼时又在四川生活过，所以她爱吃辣椒，并亲自动手做四川泡菜。我小时候很奇怪，我们是福州人，母亲怎么会做四川泡菜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从老外婆那里代代相传下来的。据说老外婆当年从四川带回来的泡菜坛至今仍被林氏家族的后人所保存。外祖母除了非常必要的应酬外，她总是忙于家务，她的针线活似乎是没完没了。她给孙辈做肚兜是一个又一个。虽然后来因时代的变迁不再兴穿肚兜了，但外祖母给我的姐姐们做的肚兜母亲没有舍得丢。至今我仍珍藏着外祖母做的一个肚兜，那是1948年我离家上大学时母亲给我带上的。里面装着父母给我的学费、生活费以免在路途中丢失。由于老外婆出身贫寒及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外祖母不仅勤劳节俭而且对穷苦人民极富同情心。她对赈灾、施舍异常慷慨，并且积极支持外祖父对家乡的公益事业作贡献。 

　　外祖母的性情是很温和的，从来不发脾气。但据家人说她是柔中有刚，她十分能干、办事妥当，故在家人中极有威信。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她只有一个嗜好，就是爱喝绍兴酒，几乎每晚都要喝几口，仅仅半小盅。但如果她心里不痛快就会多喝一些。有时醉后还骂人。人们怀疑她是假醉，借醉酒骂人。被骂的人知道这是骂自己，错了改错，但又不伤面子，可以对人说这是外祖母醉后之言。 

　　外祖母极力支持外祖父的事业，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那时马尾有官界与民界的划分。船政局所在之处为官界，居民不得进入官界。有一次一头猪闯入官界，按规定应予没收，猪主人央人向外祖母说情，外祖母没有恂私情，而是向猪主人问明猪价，并且用私家的钱照数付给他，她这么处理，一没有伤害群众利益，二维护了官家立法的尊严，从而避免了官民对立的情绪，这件事不仅支持丈夫的事业，而且也体现了她一位将军夫人的开明思想和干练的处理事务的能力。 

　　外祖父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的两个舅舅都受高等教育。当时福州髙等学校的水平不如上海的。所以五舅在十五岁时就被送到上海读高中。以后就读于上海的大学。七舅也是在外地上大学的。他们后来都成为髙级专门人才。外祖父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说教，把母亲送入上海中西女塾就读，八姨也受到中等教育，并颇晓琴棋书画。八姨除了受正规中等教育外，她还对中医、中药自学成才。有一次外祖父患病她竟有胆量给老人家把脉开出处方，治好了病。外祖父很早就反对妇女缠足。母亲自小未缠过足，外祖母只好让女儿穿很紧的鞋子。八姨比母亲小15岁，在她童年时，实行天足的风气早在江南的大都市盛行了，外祖母就没必要去束缚她的双足了。 

　　外祖父母不包办子女的婚姻。对子女的婚姻大事，或征得他们的同意（对两个女儿），或让他们自由恋爱（对两个儿子）。我的两个舅母都是才貌双全并受到良好教育的女子。据说五舅母林漪如还是上海贝文女中的髙材生和校花。七舅母林正民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尹民的胞妹自幼就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在学生时代，她的思想与学习成绩都深受女同学们的钦佩。外祖父母选婿也有标准，最注重的是人品学问，而不苛求门第与财富。父亲沈来秋当时就读于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八姨夫梁孝翰是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生。他对国学造诣很深，我的几位大姐姐小时候都被父亲送到八姨夫门下读书。 

　　外祖父共有孙子、孙女10人，外孙、外孙女13人，第四代、第五代更多。总之外祖父母生前子孙满堂，生活幸福。 

三、我的父母与外祖父母 

　　在外祖父48岁、外祖母42岁以前，我的母亲是他们的独生女儿。母亲自小懂事，深得长辈喜爱，外祖父常把她女扮男装携她出游以自慰。 

　　外祖母与婶婆们，妯娌之间的关系极好，她特别关心外祖父的四弟媳郑太夫人，因为四弟兆钦公英年早逝，郑太夫人年轻守寡。他们无子，只有两个女儿，即我的四姨陈秀英、六姨陈秀琳。外祖父的五弟兆深公把长子大咸舅出嗣给他们，外祖父母先后命母亲和八姨认郑太夫人为干妈，让孩子们的欢笑声冲淡郑太夫人的悲痛与寂寞。本来母亲与六姨的年龄相近关系就好加上又是干亲就更加密切了。我们称郑太夫人为“婆嬷”（即既是外婆又是祖母）而不称婶婆。六姨夫林韡栘是林文忠公则徐的曾孙，他与六姨有两个儿子（林永俣、林声和）、两个女儿（林娱莹、林珍鉴），从父亲方面看，六姨夫是我们的表叔公，她的子女是我们的表叔、表姑。可是从母亲家族方面看更亲，所以我们认定他们是我们的表兄、表姐。我们称永俣为“大大哥”，称声和为”“二二哥”。 

　　母亲在她的三个弟妹未出生前，虽然是独生女，但不娇气，在她十四岁时，外祖父母就把她当成大人派去做一件重要的事：外祖父的五弟兆深公在山东做官时丧妻再婚，娶山东曹州知府髙令哲之女为继室，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婚宴。按当时的礼节，男女双方家人都必须参加。但外祖父忙于公事无法抽身。他与外祖母商量派他们的独生女—我的母亲前往。母亲小小年纪就被委以重任担当起男方家庭代表的角色，这是因为在陈家除了外祖父之外，兆深公的其他弟兄都已过世，这个代表真是非母亲莫属了。这样，母亲就在“依奶”（她小时候的奶妈），可能还有一名男仆或亲友的护送下去了山东。 

　　那知兆深公的喜事刚办完，母亲却被我的祖母相中，一心想要她做自己的儿媳妇，我的祖父黻清公是文肃公（沈葆桢）的第二个孙子，他也在山东做官而且还是兆深公的邻居，他长于诗词书画与兆深公有同样的兴趣，因而两人素有交往。祖母对母亲的才貌谈吐及在婚礼、婚宴上得体的表现都十分满意，就积极托人向陈家提亲。其时，父亲沈来秋（1895---1969）正在同济大学读书。外祖父对父亲经过一番调查并征得女儿的同意后就订下这门亲事，父亲从小就受过西方教育（小时在山东德国人办的学堂读书），不一定愿意接受祖父母包办的婚姻。但见过母亲的照片，特别听说这位小姐会讲英文、会弹钢琴，还在上海中西女塾就读，是一位有知识的名门淑女之后就欣然同意。由于祖母曾邀请母亲到家里做客并请她吃了一碗粉干（昆明人称粉干为米线），故父亲说他与母亲的姻缘是“米线缘”。 

　　外祖母对嫁出去的两个女儿都十分想念和关心，不时接回家小住。而在父亲出国留学的四年半中，母亲经常住在娘家，由于有外祖父母给予的极大帮助和支持，比较顺利地渡过了这一段艰辛和孤独的岁月。 

　　母亲对外祖父母的感情极深，1932年，当她远离他们时将第六个女儿（沈织）留在他们身边承欢膝下。抗日战争中，我们家在昆明，外祖母逝世消息传来之后，母亲万分悲痛并立即为母斋戒。以后终生为外祖母定时吃斋。抗日战争胜利，我们全家随华中大学复员到武昌，才刚刚搬至新居，一切尚未就绪，父母亲就迫不及待地乘飞机回福州看望别离已八、九年的外祖父。父女两人抱头痛哭，悲喜交加。悲的是外祖母已去世，母亲再也看不到亲娘，喜的是从此可以随时回福州孝敬自己的父亲。1950年冬，父亲回到福州在福建农学院（今福建农业大学）任教授。我们因为在外地工作与学习，只有母亲一人随他定居福州。福建农学院分给父亲的住房，但母亲不肯去住，因为学院在郊区，交通十分不方便，她坚持住在宫巷，为的是每天都能看望外祖父。 

　　我的父亲十分敬爱外祖父母，对外祖母的感情尤深。他与外祖母是无话不谈。1944年2月17日，外祖母去世消息传来，他十分悲痛，含泪拟挽联云：“沐恩三十载多惭子职，招魂七千里弥念婆心”。当时他任云南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20.3元要负担全家十口人的生活，却倾己所有汇奠敬一万元并电嘱大磬舅：“望速安葬养慰髙堂为要。”他在晚年曾写了一篇《二母颂》，歌颂他的母亲与岳母。他是这样写的：“生我者母也，知我者岳母也”。女婿与岳母感情交流上能达到如此深刻的地步，真可视为范例。 

　　外祖父母对孙辈二十多人一样疼爱，但最使他们心疼的莫过于我的二姐—沈莺，因为她早殇。鸾姐自幼聪明过人，而且长得也十分美丽、可爱，有“小才女”之美称。她大约在十岁左右就可以与外祖父、五叔祖兆琛公及他们的友人一起吟诗填词。她是外祖父母及父母的骄傲。她患病时，外祖父守在她的床头，有时还和她头并头一起躺着，她临终时，外祖父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直到她停止呼吸。1930年，她病逝时才十三岁。其他的兄姊幼年时常小住在外祖父母家里，直到今天，他们已经是七老八十的人，还时常回忆起他们与八姨、五舅、七舅一起游玩的情景。 

　　我们对于外祖父母， 似乎比祖父母更亲近一些， 我们在对祖父母与 外 祖 父 母 的 称 呼 上 没 有 区 别 ， 如 果 有 所 区 别 的 话 ， 就是称祖父为“公公”， 称外祖父为“公 ”， 而不称外祖父、外祖母为“外公”、“外婆”。 

　　母亲受外祖父母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所受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使 她 具 备了中国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兼而有之的素质与品德， 可以说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贤妻良母。她在卓越的父母教养下毫无富

　　家女的习气。外 祖 母 传 给 她 的 是 勤 劳 节 俭 的 美 德 和 温 柔 的 性 格 ， 她的温柔也和外祖母一样是柔中有刚。在 关 键 时 刻 ， 由于她的坚毅和勇气使父亲获得无穷的力量。母亲强烈的爱国思想是外祖父传给她的。在 我 很 小 的 时 候 ， 她就经常给我讲甲午战争失败， 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后， 台湾老百姓所受的痛苦。她以实际行为拥护抗日，在重庆的一次献金大会上， 她 将 一 包 首 饰 交 给 献 金 台 。她还为前线将士缝制棉衣。她 很 有 民 族 气 节 。1945—19 4 9 年父亲所任教的大学 是 一 所 教 会 大 学 ， 她看不来这所大学中个别洋人横行霸道的行为和个别中国人奴颜婢膝的态度。她因外祖父参加甲午战争和晚年顶住重重压力， 誓 死 不 当 汉 奸 的 事 迹 而 倍 感 自 豪 。在她晚年有一件趣事， 即连看《甲午风云》的 电 影 数 遍 而 不 厌 。而且每次都要埋怨电影为什么不拍“定远 ”号轮机舱的活动。她实在希望电影能显现外祖父一一“定远 ”号总管轮在甲午海战中的英勇表现！ 

　　我自小就十分羡慕兄姐们幼时曾在外祖父母身边的生活。为自已当时年纪太小而感到遗憾。我 仅 有 印 象 的 是 ， 我们家住在南京之时， 外祖母通过海船给我们家运来了很大一筐福橘和其他食物。 

　　我是我母亲第九个孩子， 而且未曾与外祖父有过什么接触， 但不能因此就说外祖父不爱我与不关心我了。据母亲说当年我小命还是外祖父救的。事 情 是 这 样 的 ：我的奶妈受雇之后， 其实并无多少奶水喂我。有 一 天 半 夜 里 ， 她 因 为 无 奶 可 喂 就 偷 偷 地 将 “光饼 ”嚼烂喂我（ “光饼”是一种用面粉做的小饼子， 戚继光打倭寇时用做将士们的干粮， 为纪念 他 而 称 “光 饼 ”）， 可 是 我 毕 竟 太 小 ， 只 有 二 三 个 月 ， 被 “光饼”噎得呕吐起来。这 声 音 被 外 祖 父 听 到 ， 立 即 进 来 探 视 ， 发现了我奶妈的秘密。他很严肃地对奶妈说：没 有 奶 就不要做奶妈， 完全可以做 褓 姆 ，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婴儿呢？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外祖父母， 写 下 来 以 纪 念 外 祖 父 母 以 及 对外 祖 父 1 3 5 岁冥诞的一份献礼。 

 

　　

10.追思祖父的教诲

陈胤

　　我出生时祖父已七十三岁了。他老人家虽然特别喜欢我—他的第一个孙子，但却从不娇宠我。在我与祖父共同生活的童年时期，祖父以他的言行举止影响和教诲着我，时至今日我仍难以忘怀。

　　祖父希望我能够学习世界上伟人们的坚强意志，培养自己的勇敢精神。他时常给我进述他当海军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所过的艰苦生活。给我印象最琛的是有一次军舰触礁，仅留下他一人在孤岛上看守军舰达两个多月，直至当作枕头用的石块下都长出青草。那是一种怎样艰难的留守生活。我还记得他告诉过我他自己小时候为了放风筝从屋顶上跌了下来的事。因此，在我才五，六岁时他就教我糊风筝，到了我八、九岁时我也敢沿着竹竿攀上屋顶嬉耍。当时我祖母见此情景吓得叫大家都别作声，怕我一旦受惊后失手摔下来。

　　祖父还经常给我讲爱迪生、牛顿、哥伦布等名人的故事，鼓励我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要学会发明创造，掌握技巧。他老人家教会我拆钟表、结缆绳、装电灯、做玩具、修自行车等等。可以说当时家里所有的钟表等仪器设施都被我拆开过进行观察。因为家里的弟妹都小，所以只要家里出了什么怪事，则必定是我搞的“鬼”，其结果是给祖父他老人家添了不少麻烦。记得刚开始拆钟表时，齿轮飞了满地。祖父见了并没有骂我。只是摇摇头笑着告诉我、拆钟表前应该先把发条放放松。还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刚进门，祖父立即问我：“楚宝，你到底怎样搞的，全家的电灯都不亮了，保险丝也接不上去。”我一听就明白了那是我搞“试验”闯的祸。因为前些天晚上，祖父在与朋友谈天时说了什么福州现在是火力发电，电灯不够亮，等水电搞起来了，电灯就会亮得多了。我听见后就想，这些事为什么只说不做呢?我会做。于是，我就往玻璃瓶里装满水，把两根电线接起来当灯丝，叫来弟妹们一起帮我往插座里插。可是一插就冒出可怕的火花，并且感到电麻得使人吃不消。因此就决定等停电后再往里插。当时的福州白天常常停电，所以我在去上学前把发明的“水电”接到花厅里没人去的地方，想等放学回来后看看电灯有多亮。而此时我只得老老实实地带着祖父一起去拆除这个“发明”成果。在祖父的教诲下，我从小学到大学的劳作课和工厂实习课都是优秀，我的数理化也一直是全家人中最好的。由于基础扎实，因此我虽然学的是航空发动机专业，但无论是从事水电勘测、化工设备还是农药生产、水产养殖、农业栽培，甚至是教书等工作都能得心应手。我在单位里也一直是大家所公认的革新能手，排故大王。

　　祖父一再教导我要自立和俭朴，他要我从小就学扫地，学补灰壁，原来的墙都是泥粉夹墙。而且要求我先把破洞切成方形或长方形后再补上。他非常注意整齐美观和外表形象。在我的记忆中，他到90多岁时也没有用拐杖、腰板始终是挺拔的，保持着军人的气质和风度。就连衣服里外件的袖口也都对得平平的。祖父还告诉我他到过许多国家学习技术，监造军舰。他在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时，总不忘告诉我外国的一些人生活虽然好，但仍然十分注意节约。就是美国人也是随手关电灯，不无故浪费的。因此，祖父从不让我参加花天酒地的应酬交际，所以至今我仍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也十分勤俭节约。

　　祖父思想解放，崇尚进步，他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我的大表哥陈光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兼闽东武工队政委，于1948年在永泰的一次战斗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敌人从叛徒口中得知其真实身份就将他转送到福州监狱囚禁。祖父得知此事后多方营救，并与海军耆宿退役上将萨镇冰先生一起前往探监看望（我的表哥也是祖父在海军飞潜学校的得力助手陈藻藩之子）。祖父还对反动监狱当局给我表哥戴上手铐和脚镣的行为大发雷霆，认为我表哥不是土匪、强盗、杀人放火、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由于两位老人的声望，所以监狱当局被迫当场除去手铐脚镣。表哥想看报纸，祖父就叫佣人每次送食物衣服给他时都用报纸包了送去，直至我表哥被反动派杀害为止。福州临解放时国民党海军部要他去台湾，他不肯去。福州解放的当天（49年8月17日）早上，他看见解放军露宿街头，就叫佣人打开大门引进解放军。解放军要买大米，他叫我带路。抗美援朝前，祖父把家里多余的房间腾出来给解放军汽二团政治部用。

　　青年时代的祖父对清朝的统治十分不满。他告诉我他曾经当过颐和园照明电路的设计和西太后游轮（目前仍在颐和园展点）的监造人员。当时大家见到西太后来了全都跪下，而他不想跪总是想法子躲开，因为他反对西太后用海军经费修造颐和园，所以同事们都称他为“青头”（意思为不怕砍头的人）。祖父还十分憎恨日本侵略者，他为参加甲午战争打了败仗而感到耻辱。抗战期间，日军两次占领福州，几次逼他出任伪职，他都坚决不干，要么装病，要么就躲到故乡螺州去，逼急了就以死抗争。祖父一再要求我要好好学习超过日本人，他说日本人从不把技术教给中国人，在日本人那里什么技术也学不到。在他的爱国、正直、追求进步的思想熏陶下，尽管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但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追求，我在临退休前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祖父还告诉我他从福州船政局局长任上调往江南造船所任职时，马尾的居民手执“万民伞”夹道欢送。他在第二次出任江南造船所所长时，因坚持开除殴打工人的英国人摩根，与当时海军部意见不一，愤而辞官，告老还乡。工厂的工人们放鞭炮欢送他的声响之大，惊动了当时炮台守军，误以为那是发生兵变的枪声。可能祖父形容的有些夸张，但在旧社会里能为工人的利益而放弃乌纱帽的人恐怕不多吧。祖父一再教导我要为坚持真理而斗争，不应考虑个人的得失。“十年浩劫”中我不管是当农民，还是当工人，都毫无怨言，默默地把自己的知识、才能融合到工作中去。

　　祖父虽然辞官还乡了，但他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海防建设、造船业和人才培养。我曾见到祖父与人一起在观察舰船模型的试验。马尾髙航的陈校长也常来家里与祖父谈论学校的事。祖父除去担任福州船政局局长时整顿福州海军学校和福州海军制造学校，恢复福州海军艺术学校，创办海军飞潜学校之外，退休后还参与筹办“私立勤工工业职业学校福州国粹中学”“福州法海中学”等。这些学校的校董事会也多在我们家召开。

　　祖父还十分热心公益事业，他在担任福州船政局局长时，曾为鼓山涌泉寺的大雄宝殿建造了两座髙达十余米的铁制避雷针塔，至今已80余年，只可惜年久失修，现已锈迹斑斑，无人理会。

　　祖父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这些年来我一直照着祖父的教诲学着做人做事，但遗憾的是不仅不能象祖父亲一样有着扎实的中文功底和写一手好楷书，更没有能够在飞机潜艇制造事业上满足他老人家对我的期望。不过，我们一家都在为有一天能在祖国的海防、造船事业上做点贡献而努力，如今我的子女、外甥等学的都是这类专业或相关专业，或从事船艇设计，或从事信息技术，或从事工业企业管理等工作，且都十分出色，不辱没中国第一任海军轮机中将的名声。

　　

11.忆我的伟大的妈

陈大㲈

　　我是庶出，生母江氏讳春梅是一位慈善的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在我刚三岁时，我的生母抛下我和四岁的姐姐秀湄，还有六个月大的弟弟大武，撒手归西。我和姐弟由将近五十岁的嫡母（林氏讳淑贞，我叫她为妈）抚养。我妈还生有一位姐姐秀滢，加上我姐和不懂事的我，还有多病的弟弟，均由妈一人照顾，每天要付出多少辛苦，是无法估计，这是八十多年前的尘旧事，经过漫长岁月，那有不冲淡之理，可是有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姐弟四人，两位姐姐所穿的鞋，都是向鞋店定做，而唯独我和弟弟所穿之布鞋，完完全全是妈一针一线亲手缝制，当我十五岁去上海读书时还是穿妈（将近六十岁）亲制的鞋，穿在脚下倍感无比舒服和温暖，可是这是最后一双，我虽然至今还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亲自缝制，可是妈的勤俭操劳和对我们的爱却铭记在心。

　　在未去上海之前，每次洗完澡必须由妈亲自检查，尤其是手指与脚趾甲，认为有修剪必要时，叫我坐在对面的矮凳上把脚靠在妈的左腿上，由其亲手修剪。有时肚子饿时，妈给我饮的奶粉不是用冲的，是点起煤油炉，将锅子加热，再把奶粉和温水搅和成糊状，再给我喝，绝不假手别人，一切必须亲自料理。

　　我追随妈身边最长时间是在马尾。由三岁起到上海之前，没有一天离开，甚至妈回娘家，她不放心把我俩兄弟交佣人照顾，一定要带我俩兄弟同行，处处可感受到爱护之深，可惜我胸无点墨，无法用文笔和恰当言语来表达母爱之伟大。

　　还有一事，就是我弟在四、五个月时奶妈不知喂他什么东西，以致肠胃出了毛病，到了三、四岁仍骨瘦如柴，妈不惜重金，购买良药与补品，亲自照顾，日见起色，经年余细心调治，恢复健康，而且非常壮实。我也沾点光，也进了不少的补品。妈一直十分注意我俩兄弟的营养与健康。

　　妈唯一嗜好，就是饮一小杯酒，每天晚餐时，必定烫一壶沼兴酒，独自品尝，这是妈一日之中最轻松最愉快时刻了。

　　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其子女的，母爱是天职，也是天经定义，可是妈给我们四人的爱是一般为人母未必能做到的。妈！您在何方，我不久会和姐姐、弟弟追随您身边，我永远是您可爱的孩子。

1997年7月11日于台北

 

作者为兆锵将军之长子。

 

12.乐善好施 

沈苏 口述 林宁 笔录 沈祖庄 整理  

　　外祖母林太夫人生平乐善好施，对亲友，对下人中经济蹙迫者有求必应，每每解囊相助。有的人甚至不侍开口，每月就可得到三、五元的资助（当时每石米约合现在的100斤，价格不过七、八元。）有的人，每逢年节也可得到她的赠款。外祖母接济穷亲戚过年关的赠款称之为“渡岁”，帮助产妇顺利做月子的钱称之为“产粮”。 

　　二十年代的马尾，缺医少药，又无医院，有鉴于此，外祖母主动挑起了为社会提供医药服务的担子。她常年在马尾庆春林药铺预购药品作施舍，并不时向北京同仁堂购买紫金锭、万金丹和阿胶等儿科和妇科各种名贵中药供给贫苦的病患者；每年春夏两季，又在庆春林设点，免费供应时令汤剂，让人们随时饮用以防病、防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附近有位老妪，人称“兴化婆”者，乃一摆摊小贩，女儿得了肺结核病，肺部糜烂，医嘱需用珍珠粉喷涂喉头。兴化婆当然无力办到，便央请我母亲的奶妈向外祖母求援，但她自忖这是一项过份的奢求，心中未免忐忑不安。可是外祖母却毫不犹豫一口答应，并即时将自己首饰中的珍珠卸下，请人研成粉末赠送给她。—不论此药方有效与否，都说明了外祖母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急人之所急，助人之所需的髙尚品德。 

　　作者沈苏为陈兆锵将军外孙女，福州市第二届至第七届人民代表和福州市妇联执委会委员。 

　　 

13.怀念与回忆江太夫人

沈苏 沈织

　　庶外祖母江太夫人（讳春梅），福建福州市人，是八姨秀湄、五舅大磬和七舅大武的生母。她在1914年病逝，所以我们从未见她，但从家人的传闻中知道她的一些事绩：她很贤惠，照料外祖父的生活起居十分细心，她还勤于女红，我们小时候还见到过她遗留下用钩针钩的织物。虽然她也知道自己很有优势，为外祖父生了两个儿子，可谓功劳很大，但她从不居功以此来抬髙自己的地位，仍一如既往地敬重外祖母。由于她在家中宽以待人，总是礼让对方，外祖母和家中上上下下都很称赞她的人品。

　　江太夫人不幸早逝，所以八姨、五舅、七舅都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尤其是七舅才六个月就失去亲娘，外祖母对他倍加疼爱，怕奶妈带不好，抱过来同床睡觉，夜间亲自照料，后来六姨认为外祖母身体不好，七舅体质差，元气会受损，不宜老幼同床，一度改与我们的母亲同床，直到七舅可以独自睡时，才在外祖母房间中另置一床睡的。关于母亲带七舅睡觉一事，是七舅生前自己告诉我们的。

　　外祖母十分怀念江太夫人，我们记得每逢她的忌辰，外祖母总叫依婆（母亲的乳母。她一直留在外祖父母家中负责家务相当于管家）准备丰盛的祭供物品，其中必有外祖母特别交待的江太夫人生前最爱吃的泥鳅。每次祭前外祖母叫五舅：“依楫！（他的小名）你快给你娘烧香叩头。请她保佑你们姐弟平安成长，学业进步！”

　　在江太夫人病逝时，母亲很能体会外祖父的思想感If，主动将江太夫人的遗像放到特大尺寸。大约2.5X3.5市尺，并悬挂在外祖父卧室的床头的墙上。照片中的头像比真人还大，这是我们至今看到家庭成员遗像中最大的一张了。

　　试想在外祖父的元配夫人外祖母尚健在时，就把这张照片放在这个位置上来纪念，是太不寻常了，一方面说明外祖父母对她的尊重与怀念，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外祖母的大度。

　　借此机会，我们还要叙述母亲与八姨、五舅、七舅的手足情谊：

　　母亲作为长姊，十分爱护弟妹们，弟妹们也都敬爱她，他们之间亲密融洽，毫无同父异母手足之痕迹。我们家的几位年长些的姐妹—如苏、莺、储、桂，虽是晚了一辈，但与八姨、五舅、七舅年龄相差没几岁。例如老大苏宝比五舅小四岁，比七舅只小一岁，从幼年直至少年时代都在一起玩，尤如亲兄弟姐妹一样。那时的马尾四号洋楼和福州法海寺一号外祖父的家，是我们幸福的乐园。抗战前，我们家还住在南京时，五舅、七舅在假期经常来小住，有时五妗、七妗也一起来。我们父母晚年十分思念五舅，总说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他们迁回福州后和五妗、七舅、七妗经常交往，父亲与七妗很谈得来，常去七舅家造访。

　　大约在1975年母亲生病在上海治疗期中，得知七妗患严重胃疾，十分焦急（这时父亲已去世）。她已有十年未曾提笔写信，竟然在病中连写数封要在各地的女儿寄钱给七妗作治疗之用。手足情深，使我们十分感动一一照办。母亲病重回福州之后，七舅每日都来探视从未间断，有时甚至一天来二次，其实此时他自己身体也很差。（他长期以来在省交通厅公路局任工程师，户外施工频繁，他对工作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成绩显著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他积劳成疾，因公致伤眼底出血。）视力更差，由他的孙女丝丝扶着来，七舅视长姊（我们的母亲）如母，十分尊敬，虽然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和长姊讲话时从不自称为“我”而自称为“洛”（他的小名）。

　　五舅远在台湾，他也很思念我们父母亲的，可惜当台湾当局“开放探亲”他能回大陆时，父母亲早已去世了。

　　在这里我们还要表达对八姨秀湄的怀念，很多人都说八姨不仅容貌而且品德很像江太夫人。在我们印象中八姨是一位性格豪爽，心肠慈善的人，她尤其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更具有同情心，她很有才华，颇晓琴棋书画，而且还孜孜不倦地自学中医，用现代的话来说，她自学成才了，她学医的目的就是为穷苦人治病，她自己花钱买药并将药熬好后送到病家。看着病人服药后才放心离去，她治了好些人，她做的这些善事被传为佳话，都说“梁家二少奶助人为乐，解囊救疾，送医送药上门”。织也是医生，在纪念八姨时说：“在这方面，我们大家尤其是我应向八姨多多学习”。

　　（沈织执笔1997.7）

　　

14.在外祖父母身边的日子里

沈祖庄（铭韬）

一、生得恰巧，祖孙同庆

　　我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出生在福州马尾船政局四号洋楼，大概是在外公做马尾船政局局长时呱呱坠地的。我之出生是家庭中的一件大事、喜事。一是因为在我前面只有四个姐姐，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二是降生后第三天（闽俗称作“三诞”）适值外婆生日；三是满月时恰逢外公六十四岁华诞。这样的凑巧不仅使得大人们兴高采烈，就连十一岁的七舅也一定要进房来一睹我的丰采。可是，他属虎，“虎”是会“吃”人的，不让他看，但他吵着要看，而他也是个宝贝儿子，所以外婆只好要他进房前饱吃一顿，这样就不会“伤害”我了。我迄今还保留着这只“虎”抱着我这头“牛”合拍的照片。

　　在马尾，我们一家是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的。由于年龄太小，我对马尾的印象很浅，除了我的奶妈和几件小事外，不仅没有外祖父母的印象，而且也没有父母和姐妹的印象。到我三、四岁时，外祖父母和我们就都搬到福州城里来了。外祖父母住在法海寺路一号，我们则租住在安民巷三十六号。我们虽然和外祖父母分住了，不过母亲不时带着我们上外婆家短暂住上一两天。我们还曾经两度长住在法海寺路，一次是莺姐患病和去世前后，一次是我们从香港回来后去南京之前。在这之间，父亲曾经一度在上海工作，1932年初调回福州。 

　　我不记得当我们住在外婆家时，父亲在那儿，他从来没有在法海寺路住过。可是有一晚，大家在第二道边门廊里乘凉，姐妹中间有一个人的头影投射在由大门通往厨房的弄内粉白色的墙上，父亲用毛笔把投影的轮廓画了下来。据说这幅壁画一直保存到解放后。那天晚上父亲画完又住到那儿也不记得了。

二、人移塔随，外公解惑

　　法海寺路一号是外公新盖的房子，占地面积很大，分成三部分：其一是外祖父母的住所，其二是五叔公的住所，其三是共用的场地，包括花厅和花园假山。五叔公住所楼上长廊正对着远处的白塔，长廊很长，恐怕有四五十公尺吧。我每次从这头走向那头，总发现白塔会跟着我走，感到很奇怪，我快快跑，它也跟着快快跑，我慢慢走它也慢慢跟。有一天我想了个办法避开它的视线，弯腰躲在栏杆后面，从这头往那头跑，又慢慢走，途中偷偷伸头看一下白塔，它竟然也同样跟了来！我大惑不解，跑去请教外公，外公说不是白塔跟着我，而是我自己在动，看过去倒好像白塔也在动了。

　　三十年代，马还担负着相当大一部分的运输任务，福州的街头巷尾，不时可看见马系在店家或住户门口，大人每每警告我不可站在马后面，否则会被踢上半天去。所谓半天，其实是夸张的形容词，可是我把它当做确切的数据来理解了。我常常估计着半天究竟有多高。我从安民巷往南街方向望去，可以见到鼓山，我想鼓山是否已经半天了呢，甚至摸着天了呢。我十分怀疑马那么细的腿，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一脚能把我踢到鼓山那么髙。可是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得知道天有多么髙。于是又向外公请教。外公说：“天吗？不知有多高。”我说：“不管有多髙总该有个顶吧?”外公又说：“天是没有顶的。”当时我当然无法接受这个宇宙无限的观点，不过开始往这个方向思考，不久竟然想k了：我想，天果然不会有顶，因为倘然有顶，那么顶以外还得有顶才行，这样顶外有顶，一个顶套着一个顶以至无穷，所以也就等于没有顶了。有一天偶然把两面镜子对照着，发现它们无穷无尽地互相反射着。另有一次观察到马玉山食品厂的饼干盒A外面印的正是该饼干盒形象本身B，而印在B上的饼干盒C上面又印着饼干盒D……这样一层层地下去，以至于无穷。于是我领悟到什么叫做无穷了。

　　外公虽然是一位军人，可是有机会时他在文化方面也不放松对我的教育。他自己恭笔写了描红字帖让我描。另外，我在香港是用广东话背乘法口诀的，回到福州，老师不时要我们在课堂上背给大家听，这样我得把口诀改成福州话来背。这是一项枯燥无味的苦差事，因为改口很难，而且自己并非背不熟，只是背的方言如今不适用罢了。外公也会广东话，他就经常督促我改背，我害怕在他面前露脸，担心引起他的注意而被留下改背口诀。

　　有时我和两个妹妹一起玩耍须要从外公面前经过，他们两个可以径直走过去，而我总要改道绕着走，不然他会喊住我说：“铭弟过来，把口诀背一背。”—“铭”是我的乳名。因为我是在天明时出生的，所以乳名曰“明”，后因我命中缺金，外公乃给我将“明”改作“铭”。我又一乳名为“铭韬”。

　　乘法口诀很是折磨我。待到我己经可以很熟练地用福州话背了，我们却又搬到南京去。南京老师也和福州老师一样不时要让我们在课堂上面对同学大声背口诀。轮到我，例如背“二二得四”，我得先用福州话默背“二二得四”，然后再译成闽广口音的普通话髙声背出“二二得四”来，所以进度很慢。老师以为我对口诀生疏，罚我下去用笔写，这对我来说不是受惩罚而是正中下怀，一挥而就。老师大为惊讶，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嚅嗫着有口难言一-不会用普通话将这复杂曲折的过程表达出来。

　　有一次闯进外公房间去，看到一只式样奇特的扁盒子，不知里面藏的是什么宝贝，非常想探个究竟，可是却不知怎么打开，硬把它掰开。原来里面是一杆称药材的戥子，结果把盖子弄断了，才知道这盖子同我所熟悉的开盖法迥异，不是往上掀，而是往边上挪动，我一看不妙，拔腿溜之大吉，心想这下可得挨骂了，可是一等再等，却音信全无，总没见动静。难道外公以为盖子是自然断裂的？

　　不知为什么有一夜，我们三个小的，都睡在外公床上，由一位姐姐做伴。外公的床是很大很宽的弹簧床，我们可以横着睡。外公的卧室靠窗放着一张书桌，左面是一个五屉柜，右面的门通到堂屋，后面的门通外婆的卧室，床头墙上高挂着江如太夫人约一米多髙的巨幅半身遗像。

　　外祖父很有语言天才，福州话自不待说，还会讲普通话、广东话和上海话，除会讲英语外还听得懂日语。莫名其妙的是，我从香港回福州后，尽管外公特意逗引我用广东话和他交谈，我就是不好意思说广东话。相反地，有一个晚上我和梅、织两个妹妹乘家车（即私家人力车，俗称家车）路过法海寺，我教两个妹妹用广东话向站岗的兵士喊道：“你系广东人吗？我系广东人!”那边立刻笑哈哈回话道：“噢，你们系广东人吗?”因为那时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在外公住宅斜对面就是法海寺，那里驻扎有军队，十九路军是广东部队。

三、外婆教诲，影响一生

　　外祖母虽然是文盲（她读过书却都忘了）然而她处事的水平可是很高明的。听说过去马尾有官界和民界的划分，船政局所在地是为官界，一般居民不得擅入。有一次，一头猪闯进官界，按规定予以没收。猪主人央人向外祖母求情，外祖母，并不是打官腔，而是向猪主人问明猪价，然后照价付钱给他。这样处理，一不损害群众利益，二维护了官家立法的尊严，从而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官民对立的情绪。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外祖母、一位将军夫人的开明思想和博大胸怀。

　　外祖母虽然特别钟爱我，但却不允许我在家中霸道和独占，例如她把舅舅小时骑的三轮脚踏车给我骑。但当她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在骑时，两个妹妹都向隅了，便对我说：“哥儿，这车要和五妹、六妹一起玩，她们各玩一个钟头，你大些，你玩一个半钟头，轮流骑，是吧，这才好哩。”所以从此我总是和两个妹妹轮流着骑，有时还共同玩，一个人在前面骑，一个人站在后面两轮之间的横轴，想像这是自行车带人。外婆对我的称呼，我常感到自豪，因为别人都喊我铭弟，可是外婆还要喊我哥哩！一一我则对谁都自称铭韬。

　　那时节，街上不时有人骑摩托车经过，啪啪啪地响，车后又有一溜烟，好不威风，我很羡慕。于是我在三轮车座后安放点燃了蚊烟香，满望也有一溜烟，可是蚊烟太稀薄，甚至见不到，颇感失望。

　　又譬如，外祖母给我们几个小的分干点也是不偏不倚的。还在去香港之前，我的奶妈就被辞退了。从香港回到福州住在外婆家时，我是由母亲的奶妈，我们叫她做“依婆”的照料，我和她睡在一张床上。她个头大身体壮，每晚睡前背起我上外婆那里领取“半漫（夜）顿”。所谓“半漫顿”是给我们小的几个孩子半夜吃的干点。外婆总是把当天买来的干点平均分给我们，没有偏袓。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件趣事：有一夜，我吃着点心感到害怕起来，叫醒依婆，可是她一会儿又睡熟了，又叫醒，又睡熟。那是冬天，我想了一个办法，用马口铁的饼干盒的盖子冰她的脸，把她惊醒了，她担心我再冰她，不敢一下子睡过去，果然醒得长久些。

　　外婆还经常嘱咐我要懂礼貌，讲规矩。例如我经常去八姨家玩，八姨家有口很大的放生鱼池，鱼池上面一半是水榭，八姨夫的书房也在水榭里。我们每次都去观赏鱼，给鱼喂光饼，其中有一尾很大的红鲤鱼。八姨还有两件很好玩的小玩艺儿，一件是玻璃球里“下雪”，一件是看得见机器活动的钟。每次去八姨家，外婆总要郑重交待先要上太亲母房里向太亲母请安然后才能去玩。太亲母就是八姨的婆婆。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面对着太亲母请安，她老人家多半在里间卧室里，我则在外间大声向她问候。

　　在读小学二年级时，宫巷小学为了集资发行彩券，请家长认购，由于我的缘故，外婆很髙兴就认购了相当数额，校方对于这么慷慨的支持很是髙兴。

　　有一次，我把白底黑字的课程表贴在七舅睡房的房门上，被外婆看到了，她说“哥儿，不能这么贴，把它撕下来。”我以为她嫌不美观，又把课程表贴在门框和门边同铰链衔接的地方，门一关就看不见了。没多久又被她发现了，说这么贴也不行，又要我撕下来。原来外婆认为门上贴白纸不吉利。

　　每次外婆洗完澡就要剪脚趾甲。她总是把房门打开，这样光亮些。有一次，我边看她剪，边和她拉家常，我问她为什么喜欢吃番椒。为什么不怕辣。她说她出生在四川，她母亲是四川人，四川人都爱吃番椒，所以她也爱。我又问她为什么不识字，问她读过书没有。她说读过，后来全忘记了。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忘记了呢？她的床头挂着直径有手镯那么大的一枚制钱。床对面是一张桌，房门对面放着一叠四个大皮箱，每个皮箱都用布套套着。据说她去世后人们发现套里塞有好多庄票（庄票是钱庄签发的一种凭据。钱庄是中国旧式的金融机构，简单说来庄票有点像支票，但又非支票。关于庄票的详细解释请参看《辞海》）。

　　我每天都是由五叔公的厨房出后门，穿过一个大埕经朱紫坊，到宫巷小学的。放学也是顺着这条路线回来。那时八舅养了一只狮子狗，因其是黄毛，五舅给它取名Y；Y是英语词Yellow（黄色）的首个字母。我每每一进入后门跨出厨房就边跑边学着Y吠叫，逗引着Y追来。外婆每次听到都赶紧让人去保护我，说快去，哥儿被Y咬了！一文盲的外婆居然也会说英语了。

　　有一次传说黑暗就要笼罩大地，于是家家户户都准备干粮例如光饼、征东饼之类，又买来许多蜡烛等等，闹得不亦乐乎。当然外婆也作了同样的准备。这如果不是迷信，我猜测是否由于彗星出现从而引伸出来的惊恐。但也可能是两者相结合造成的。

　　直到我五六十岁了，五舅母还一再向人夸奖我虽然很“奇特（犹如“掌上珠”的意思）却并不“麻喳”（即不是那种被惯坏了的孩子的脾气）不同于一般的独生子。这其实却是因为父母对我的教育不同于一般独生子的父母。但如上所述在这方面也是由于外祖父母对我的教育不同于一般独生子的外公、外婆。

四、居家平淡，庆典热闹

　　外公家的后厅也当作饭厅，又是起坐间，靠一面墙中间安放着一只沙发式的大藤椅，那是外公的座椅，每天清晨外公就坐在那里休息，我们就向他请安。饭厅靠外婆房间墙边是旧式的一桌二椅，那是外婆的起坐处。外婆除了在卧室否则就坐在这里吸烟喝茶，多半不会超出这个范围。饭厅旁总摆着两坛绍兴酒。外公每天晚饭时喝一小杯绍兴酒，这可能就是他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如今我还保留着他喝酒的套杯哩。可是据说外婆晚年贪杯，因而为酒精所毒，毒积在脚底。

　　平常外祖父家生活平淡。妇女们聚在一起时，除了聊聊天，多半打打麻将。有一次举行舞会，参加的都是自家人：舅舅、妗妗、堂哥、堂姐以及他们的好友。还有一次举行诗会，来的也是亲朋好友。其中有一位老太太，但我不知该称呼她什么。这两次活动大概都是外公发起的。

　　每年外祖父做寿都很热闹，一共是三天，头天叫做暖寿，次日才是正寿。因为客人多，无法一一照顾到，而为了方便一般的客人，家里要摆上两三处茶摊，由专人照料，提供茶水、条丝烟和水烟筒。茶摊旁还有两三张凳子。不知怎么我对茶摊很感兴趣，常常一下在这处茶摊坐坐，一下在那个茶摊歇歇，和管茶水的人闲聊喝茶，然后就是过不一会儿就得上一次厕所。因为做寿每次延续三天，所以我这三天尿量特大。我这个嗜好，当时在大人中也引为笑谈。

　　每次做寿，都收到好几尊一人多高的纸糊菩萨，下面是一大捆一大捆的索面（今称线面），长索面大概象征长寿吧。又有玻璃丝为装饰。我把玻璃丝当作注射针头来玩，给妹妹“打针”。最后被大人发现了，警告说玻璃丝扎进血管可是不得了。不可再玩。

　　外公做寿除了他创办的惠儿院铜乐队参加演奏外，还有“拜斗”的节目。我想所谓“拜斗”，就是拜北斗，北斗星是寿星，朝拜他以祈寿。拜斗要用许多四方桌一层层地往上垒往上收缩，一直垒到接近顶梁。道士们穿一身很好看的绸锻道袍，一层层站在方桌上，唱着经文，朝拜、焚香、牙笏。此外还有很好听的道教音乐伴奏。最后一晚的午夜十二点，灯光全灭，道士们手持焚香鱼贯走入天井互相穿插着跳起舞来，这是拜斗的最后一道礼赞，据说十分好看，可惜我年纪小，等不到午夜就已进入梦乡（拜斗的道士其实并非都是真道士，有些是“票友”。三十五叔就是一位票友，1937年外婆七十华诞也有拜斗的节目，好像他甚至请假从芜湖赶回福州共襄盛事哩）。

　　但是当时最引我注意的是拜斗伴奏乐器中的笙了。我还以为笙是筷子绑在一起再插上一根管子吹奏的，于是也就设计仿效起来，可是绑起来的筷子，上端虽然可以像笙那样参差不齐，下端却也不整齐，而且也无法插进管子，并不像人家的笙。迷惑不解，问了大姐，她告诉我，那是笙不是用筷子绑成的。

　　1937年，我12岁，外婆七十华诞，我们都留在南京，只有母亲一人回福州。我们虽没亲历，但是从曾经保存了多年当时的三帧照片，那种盛况迄今还历历在目，一帧外祖父母正中坐，两旁分别站立着五舅、五妗，七舅、七妗。另一帧外祖父母坐在中间，两旁是母亲和八姨、五舅和七舅。男的全穿长袍马褂，女的全穿绣花衣绣花红裙，典型的古香古色，华贵大方。他们背面是一个装着灯泡高高挂起的大红寿字，还有一帧是拜斗的场面。可惜这三帧照片大概全毁于文革了。其实，任何事物都具有多种性质，可以有不同的意义，这三帧照片也是具有文物价值的，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民俗，正是如此，我利用此机会特别介绍一下。

五、抗日传统，达于游戏

　　不论我们沈家还是外公陈家都具有爱国的传统，尤其是外祖父对于甲午之耻更是耿耿于怀。记得在一次家宴酒席上，厨房送上一道海参。海参是日货（海参本是我国近海资源，由于我国渔业落后，都被日人捕捞去了，以致成了日货）七舅耸恿我说：“磨磨（承办酒席时的厨师）偷买日货，是汉奸，把他‘杀’了吧”。在他率领下，我带了我的木质玩具大刀，往五叔公厨房（那边厨房地方大，办酒席时厨房都设在那边）。到达那里，我将七舅口撰的一首福州话打油诗背给磨磨听。诗曰：“磨磨是王八，国家都嗯（读作ng）迈（‘嗯迈’即不知道）偷买海腾鱼，索斤（一斤）百尼八（即一百念八）。”①我背完，七舅问道：“磨磨是汉奸，该不该杀”我答道：“该‘杀’”！于是挥舞大刀就要“杀”他。磨磨很机灵风趣，就地躺下，大声嚷道：“五小姐（母亲行五）救命呀，依哥杀人咯!”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心满意足、得意洋洋、扬长而去。①

六、莺哥姐早逝，白发送黑发 

　　莺哥姐聪慧美丽，能诗善文，在诗会中每每得到长辈的奖赏，是我们中间之佼佼者，也是父母的骄傲。她的名字和我们都不同，“莺”者，即黄莺也，表达了她在父母长辈心目中尤如黄鸾一般可爱，所以我们称她为“莺哥姐”。遗憾的是她在十四岁时就不幸夭折了，她是在外婆家去世的。好像在她患病前我们都在外婆家了，那时假山水池才刚完工，请了二十五叔画了花园全景，莺哥姐也在假山上照了相，可是不久她就病倒了。她患的是中耳炎，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据说外祖父母不忍心她如此痛苦，都想毒死她，用当代的话说，就是让她“安乐死”（euthanasia）但是却又如何忍心下此“毒手”和她永别呢？我记得有一天听到她“唱歌”，其实她是在呻吟。她已经失明了。她即将弥留的时候，我们小的几个被支开了，都不在外婆家，待到我们回来时床上已经是空空的了。她走了，永远的走了！之后母亲常常去招魂，当时称作“讨线”。母亲曾经告诫家人，巫婆来了，不要向巫婆透露家中的信息（切断向巫婆输送编造二姐故事的资料）。所以我认为母亲并不相信招魂，明知是假，只是须要一种安慰。从此母亲绝对禁止我们挖耳朵。 

七、兴办水利，全家支持 

　　在外祖父家里，“莲柄港”一词如雷贯耳，迄今我还清晰记得大人们经常提到这个词儿。原来这是指外公发起在长乐县莲柄港修建的农田灌溉工程。据估计，是项工程直接受益的农田可达6万余亩，外公不但发起，也身体力行亲自筹措和劝募建设资金，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出面代溉田局向江南造船所借款二十余万。他还带头借出自己的赡养费。外公兴建莲柄港灌溉的计划不仅外婆支持，而且他的两个女儿—我的母亲和八姨以及大外孙女—我的大姐也积极支持。于是外公又以他的名义作担保，将母亲与八姨的存款甚至大姐（那时大约只有十二、三岁）积攒的压岁钱和零用钱的存款作为抵押向钱庄借贷。外公真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地表达了他支援工程建设的心意。 

　　据记载早在宋朝大观年间，就在莲柄港开山凿渠，卒因石质坚硬三年不成。从明正德以迄于清乾隆，道光、同治、光绪诸代均有试行，然亦未果。1916外祖父任马尾船政局局长时，派员进行勘测，并作出初步规划。于1926年开山凿渠，1929年3月完成第一期工程，灌溉农田6万亩。可是为始料所不及，终因溉田局领导对债务与水费的问题处理失当，引发出一起大事件而造成机毁人伤归于失败，从而使外祖父自己的赡养费连同我母亲、八姨、大姐的存款也全部赔了进去还了债。 

　　前几年，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有关莲柄港灌溉工程的拫道。尽管今日的莲柄港工程本身大概并不与外公当年的工程有什么关系，然从这则消息中，恰恰可以看到，早在几十年前（1916年倡议开办）外公就已经洞察到这块土地上，需要灌溉工程的这种远见卓识以及他那种对于公益事业孜孜不倦的热烈心肠。 

八、生离死别，恩情难忘 

　　1933年我8岁时父亲己经在南京工作，我们先随外祖父母到马尾，外公大概住在联欢社，我们同外祖母则住在船坞里。在马尾住了多久记不得了，不过倒挺快活。每天早晨，可以看到海军陆战队在我们住屋前面的空场上操练。我们又跟随大人们到田间用海蛰皮钓蟛蜞，或者翻开地皮捉螃蟹。有一次，外婆带着我们坐轿子去一位表哥家作客。我和梅妹还和那些士兵混熟了，到他们饭厅去吃呛面馒头。厨师还给我们捏花样馒头。迄今为止呛面馒头在馒头品种中仍然是我最爱的，可惜离开福州后再也没有享受过。 

　　接着我们和外祖父母一道乘海轮去上海，但是不记得是直接由马尾去呢，还是先折回福州后再去的。外祖父和五妗还有大姐先走，我和外祖母、母亲以及几个姐妹后走。我们坐的是统舱，统舱每个行李架上都被一个个大西瓜占满了，那是茶房（现称服务员）们安放的。我发明了吃西瓜汁的绝妙办法。我们仰面躺在西瓜下面，用筷子统西瓜，西瓜汁往下滴，我们张开大嘴接，一直到没有汁水下滴为止，可这时上海也快到了。待到船靠岸时，茶房才发现瓜皮上千疮百孔，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 

　　到达上海后住在霞飞路霞飞坊咸舅家。那是冬天，刚刚下过雪。我是第一次见到雪，很稀奇，一到咸舅家就忙不迭地跑往天井去玩雪。待到大人们告诉我可以到屋外赏雪时，我已经玩罢回来了。 

　　在上海住了多久，记不得了：一个月或是三个月？尽管大人们经常上街，可是就是不带我们出去，说是有“拐带”会把孩子拐去卖掉。我为此和大人们争辩了多次，可他们就是不带我们出去。只有一次藻藩舅请吃饭，我们小的几个才有机会离开咸舅的家门。藻藩舅派了汽车来接外婆，我当然也和外婆一起，他的汽车里还安装了收音机，这在那时是非常先进而豪华的了。那顿酒席上，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唯独那银丝卷至今还在脑际回旋。 

　　再后来，我们上南京。从此再没有见到外婆了。但是大概过了一年半载，外公因到扬州开盐场理事会议，回沪时专程绕道来南京看我们。住了两三天就回上海，从此也再没有见到外公。在南京四年，每年两次外婆总要乘海军军舰从福州来南京之便托人带两大蔑篓福州土特产如：索面、光饼、燕皮、笋豆、红糟、福桔、荔枝和龙眼等等。 

　　1941年我们在昆明时，外公亲自来信告诉我们，在福州沦陷期间，他不顾敌人的威胁，宁死不屈，坚决拒绝当汉奸的事。可惜这封亲笔信没有保存下来。我衷心钦佩外祖父的勇敢和正气。不记得是在抗战期间的哪一年，也不记得由于什么原因，我说我很须要读《福建日报》，外婆极为高兴我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家乡信息，替我收集报纸由织妹寄给我。这是我和外婆最后的一次联系。1944年，仍然还在抗战期间，得到外婆仙逝的遍耗。她享年七十又六岁。同学们问我给谁戴孝？我说：“给外婆戴孝。”他们说：“我们不作兴给外婆戴孝。”我颇感自豪地答道：“我们作兴。而且我的外婆不同于一般的外婆。” 

　　解放了，外公己是耄耋老人，年事已髙，身体虚弱，生活条件也大不如前，1953年以九十二岁的髙龄无疾而终。 

　　如今我们很感欣慰，外祖父母的骨灰已经安放在福州文林山革命陵园长安堂里，同父母亲的骨灰相去不远，以后陪伴他们的还有几位他们的孙辈。 

　　1997年10月24于加拿大温莎市

　　作者为陈兆锵将军之外孙。

　　

15.纪念外公、外婆

沈桂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外婆、外公先后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诚然时光流转，诚然岁月消逝，在形体上外公、外婆不再和我们同在，我们再也见不到外公坐在书桌前练字、看书了；再也见不到外婆盘着腿为我们缝布鞋、绣肚兜了，但在精神上他们仍然参与着我们的生活，而且他们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比以往更加鲜明，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这一家子与公和mama（福州话叫祖母亲为mama）有着不寻常的关系，这是父亲生前有一次郑重地对我们说的，还说外公家的事，就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我从小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从不在“公”和之前加一个“外”字，以有别于对祖父、祖母的称呼。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小时候我们也不像堂兄弟姐妹那样住在父亲的祖宅内，却经常住在外公、外婆家里，以致于不止一次地出现这样的情况：每当祖宅举办喜事或寿宴时，我们理所当然也要跟随大人到祖宅玩上一天半天的，而当姑表们告辞回家时，我们也很自然地说：“要回家。”可是往往就因此被叔叔婶婶们责怪道：“这里不是你的家吗?还要回到哪儿去？!”记得有一次铭弟吵着要回家，被三十一叔训斥了一顿，结果母亲和他都在祖宅过了一夜，只是不知道这本是原来的打算还是母亲顾全三十一叔面子临时决定的。那时不但铭弟莫名其妙，就是我也弄不清他们责怪我们的原因。长大了才明白，其实叔婶们的责怪并不在理，因为我们孩子们说的“回家”是“回自己住处”的意思，而大人们则错误地认为我们要回外婆陈家而不愿在沈家。不过撇开上面这件具体事不谈，我们在生活上、感情上与外公外婆的关系的确不寻常。我们身上流着父亲的血，就是也流着祖父、祖母的血；我们身上流着母亲的血，就是也流着外公、外婆的血。血浓于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身上这后一部分的血，比前一部分的要更浓一些。

　　但是世事多乖舛，颠沛流离，我未能遵循父亲的遗愿，想起不无愧咎！

　　如今我已到垂暮之年，而幼年时的往事每不能忘，乃记旧事数则以纪念外公外婆。

一

　　我们姊妹兄弟九人，除最小的妹妹之外，八人都出生在外公、外婆家。外公家虽不是大富大贵，但却什么也不缺少，更难能可贵者，我们和舅、姨等过着充满人间真爱的家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幸福地渡过了童年，那会知道人世间还有什么“愁”！更不知道世事的变化无常！当年与外公、外婆一道生活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无比温馨！

　　那时我们都只能在早餐桌上见到外公，叫一声“公!”而我的发音还不准确，常把“公”叫做“东”。外公的早点很简单，只有三小碟的菜蔬。每当外公一离坐位，那三小碟的菜蔬便成我和姊姊们追逐的对象，总觉的外公的早餐的小菜有特美的滋味似的。

　　外公很忙，兼有数职，晚上他回家时，大概我们都入梦乡了。

　　有一天我才从启蒙老师处回来，母亲便告诉我，外公要听我背古诗。她大概担心我背不好，要我先背几首给她听，免得使外公失望。那时我不知道母亲的用意，因为我还不懂得怎样获取大人的欢心!到了外公的书房，只见外公坐在窗前的书桌边，面朝窗，母亲怕我怯场似的，站在我背后护航，外公点题，我背了《悯农》，又背了“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里夕阳斜，旧时五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后背了《木兰辞》。总算没让外公失望，在母亲欣喜的目光下，带着我离开了外公的书房。

　　这几首古诗是父亲晚上教的，因为小孩记性强，背古诗并不困难。没想到外公那样忙的人，却还有兴趣听一个把“公”叫成“东”还在学“字片”的外孙女背诗？！我想这或者就是“含饴弄孙”的情趣吧？！

二

　　一晃六七十年，冲走了不知多少记忆，唯独童年时期马尾地区那一场盛况空前欢送外公第二次出任上海江南造船所所长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那时我还未上小学，外公起程赴任的那天，家里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匆匆忙忙。大姐、三姐正在生病，二姐和我由姓李的老嬷嬷领着我们出门，前往通向码头（官道头）的大道，才踏上大道，便见到前方不远处，已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军乐队、金鼓十番呎（福州民间音乐）乐曲髙奏，还夹杂着劈里啪啦的鞭炮声，空气中充满了一股股硝烟气味，直冲入我的鼻腔。再往前一看，马路上正通过一队队人群，队中还有两手高擎着“万民伞”“万民伞”有好多项。马路两旁每户商家门口都摆着一个香案，香烟缭绕。眼前的热闹远远超过了我们在元宵节见到的菩萨出巡时的场面。不一下子功夫，我们的视线就被从后面拥上前的人们遮住了，人声、乐声、锣鼓声、鞭炮声还响个不停，一直等到外公乘坐的轮船看不见了，所有的声音才逐渐平息下来。回家的路上，二姐和我“讨论”着外公有能耐还是菩萨有能耐?又是谁胜过谁？身边的李嬷嬷不许我们再讲下去，说不尊敬菩萨你们肚子要痛的！

　　第二天一早，我便在楼下走廊上看到排列着的“万民伞。”原来伞的周沿还系着五颜六色的条子，条上写着人的名字哩。 

　　以后我还在官道码头边上看到一座新坚立的长方形石碑，碑上刻有文字。听大人说，这座石碑是马尾群众感念外公对马尾地区的功绩竖立的“挽邓思刘”碑。

　　马尾各界用这些动人的行动欢送外公，显示了人们对外公真诚的爱戴，“挽邓思刘”碑也就是外公对当地社会作贡献的记功碑，遗憾的是，我成年以后再没有机会重访马尾。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①“万民伞”是封建时代老百姓在当地父母官离任时对他表示爱戴和惜别之情的一种仪仗，直径大约可达一米，四周系有两层用各色锦缎制成的条子，上面写着当地缙绅的名字和各乡社、各社团、各商户的名称，因此称“万民伞。”

　　②本来外祖父只是当地一个军事机构的长官，并非地方官，他的去留并不与当地百姓有什么关系，并不会出现上述的情景，但是当时马尾的情况与一般不同；在船政局建立之前，马尾只是一个湾坞，几家渔民。以后填地建厂，扩大地盘。这些土地都属于船政局，百姓也就近归船政局分管，每年要向船政局交纳地租，诉讼也到船政衙门。民国初年船政局长还是地方民众的父母官，船政局也为马尾做些好事，船厂用煤渣继续扩大马尾土地，扩建许多房屋，敷设下水道，马尾变成了新型市镇，被称为“海上长城”。正是由于外祖父兼有地方官的身份，所以马尾百姓以“万民伞”等来表达对他的景仰。

三

　　我很小的时候，还看到外公站在帐蓬外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外公样子很年青，他穿着一套工作服，很有精神。母亲指着照片说，外公在守卫着一艘遇雾触礁的巡洋舰“海天”号。又说，舰上的官兵都离开了，唯独外公却不畏艰辛主动请求留岛守护伤舰。后来还听说那个岛是荒无人烟的礁石，外公就在极恶劣的环境中日夜守护着伤舰达三个月之久。当时我正在阅读《鲁滨逊漂流记》，不无得意到想到外公的勇敢和坚初足以与鲁滨逊比髙低。

   四

　　我结束小学学业的那一年，我们和外公、外婆一家人都离开福州到上海，那时我父亲还在南京工作，所以我们就在上海与外公、外婆告别到南京去了。我们到南京的第一年年底，外公到扬州开会，回程路过南京时在我们家住了短短三四天，这以后我们再没有机会见到外公，但常常和外公通信。在上海离开外婆以后，也就没有再见到外婆了。我初中毕业那年暑假，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接着“八•一三”日本侵华军队又在上海开火。以后我们整天都在警报呼啸声中度过，空袭过后一片断垣残壁、悲惨可怕的镜头令人心惊胆战。再以后南京也告急，我们一家不得不向重庆、继而向昆明迁移。外公、外婆不久也都离开上海回福州去了。到昆明以后的1940年我考上了大学，这对我是一件大事，我知道邮路不可能畅通，但我不能不写信报告外公、外婆，我知道我的这件大事，也是他们最要听的消息。我终于在1941年底收到外公的回信。古诗曾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句。而此时的烽火何止“连三月”？这封信对我们来说该抵多少金呢？外公的回信对我的升学给予了有份量的肯定，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外公用极平谈的语气告诉我，他是怎样决心以死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威逼这一椿大事。

　　这已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也是我心目中永不磨灭的记忆，这个既平凡又伟大的老人就是用他这样的行动，净化我们的心灵，教我们后代做人的准则！也警告日本帝国主义者们，中国人是不可欺的！

五

　　我在外公、外婆身边的时间虽不很短，但那时还在读小学，小学生往往对周围的不论大小事都漫不经心，就是对不理解的事也不会去追究，问个为什么？几年前借到一本《福州马尾港图志》，因为马尾是我的出生地，外公曾是船政局的主持人，所以极有兴趣的读了几遍。

　　马尾船政局成立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前后计八十三年，历任主持人约有三十多位，人员更迭极为频繁，再看近一点的如民国初年至四年就调换六、七位局长，而只有外公的任期（1915～1926年）长达十一年，是历任局长中最长的一人。外公与前任主持人在相同的条件下，也有可能条件更不如前任，在别人认为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外公不但坚持了十一个不短的年头并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一上任便为恢复造船修船业务作了种种准备，整顿了海军、制造两校；新建了艺术学校校舍并立即恢复招生；为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创办发电厂，结束了马尾地区油灯照明的历史。外公更重大的贡献还在于创办飞机工程处（此为我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制成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架飞机—“甲型一号”100匹马力的双桴双翼水上飞机；不失时地还着手创办了海军飞潜学校，这又是我国航空工业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外公为回馈社会，1920年首捐俸钱，带头劝募重建了马江昭忠祠；1922年他又倡议改专祀甲申之役的马江昭忠祠为“甲申甲午两役合祀之祠”，结束了甲午之役在我国从不立祠祭祀的历史。

　　外公在十一年的任期内，他的成就，除他本身所具有的智慧和才能之外，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而且出色和忠实地完成这些使命，他为人正直，慷慨奉献，和对国家永恒的忠心。

　　离职以后，他一如既往地热心公益事业。如兴办长乐莲柄港农田水利工程、主持福建惠儿院等等，以他的慈善美德赢得人们的赞扬。

　　1998年1月11日寄自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Spokne）

　　作者为陈兆错将军之外孙女。

　　

16.忆外公外婆二三事

沈桂

　　外公是一个极其重视家庭价值的长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和慈祥仁爱的祖父。关于这，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每个年节的情景：外公不论在外工作怎么忙，必定赶回家和外婆、舅、姨以及我们一家人围坐一张圆桌欢度年节。外公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应属于开明的类型。我的母亲的是他的长女，他不但没有让她缠小脚、穿耳洞，而且还送她到上海中西女垫那样的洋学堂受教育。甚至在父亲留学德国时母亲带着四个女儿长年累月住在娘家，也没有把她看作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以上这些在当时都是极为罕见的。

　　外婆是一位勤俭持家的典型。尽管外公的收入不算低，但我们从小使用的练习薄、大小楷簿都是她用纸亲手为我们裁、订的。我们小时候穿的鞋也是她亲手制作的。原先我们小时都穿肚兜，也是由外婆一针一线给我们缝制的，直到我们长大了，比我小十岁的最小妹妹已经不穿肚兜了，母亲皮箱里还保存有十来个肚兜哩。但外婆对我的饮食毫不吝啬，很注意我们的营养。我们几个姐妹在外婆精心照顾下，过着幸福的童年生活。

　　外公离职以后，一如既往热心公益事业，为公益事业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而他的慈善美德也贏得了人们的赞扬。然而，人有旦夕祸福。在他不遗余力地推广农田水利机械化这项先进的利国利民事业之时，却意想不到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幸好外婆持家有方，才得以平平稳稳渡过这一场灾难。

　　原来，在外公主持船政局不久，就倡议开办长乐县莲柄港农田灌溉工程。这是一项宏伟的工程，也得到农民的拥护。可是，船政局经费一向短缺，早己是寅吃卯粮，拿不出什么款项来，只得搁置下来，一直到他退休后，这项工程才终于上马。外公为表示对此一事业的大力支持，他以本人的信誉，又以自己若干年的养老金作担保，获得裕昌钱庄的贷款，充作溉田局的部分经费。不料工程建成后却由于收费过髙，加上水量分配问题引起农民不满，再则封建势力乘机扩大事态，使得矛盾加剧。偏偏溉田局主管部门思想作风不正，企图以官压民，简单从事，派遣军队镇压，于是群情愈益激愤，砸毁全套设备，军队开枪打死了人，机毁人亡，这一项利国利民的宏伟事业竟以流血事件而告终。

　　无可讳言，这次事件其损失是巨大的，这不说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就是对于福建省而言，也使得农田水利机械化推迟了几十年，而对于外公的打击则是十分沉重的。裕昌钱庄提出，不仅要由外公养老金偿还贷款，而且不足之数还要由家属的存款抵债，于是殃及了我母亲多年省吃俭用存放在裕昌钱庄的积蓄。当外公面许母亲，将来由他偿还母亲的损失时，母亲立即劝慰外公并婉言表示她不接受外公的偿还，外公非常感动。事后外公曾多次对亲友说他的女儿最理解他。以后外公年事渐髙，家境也有了变化，没再提偿还母亲的事了。

　　我外婆识字不多，但深明大义，又是理家能手。在她的主持下，这一大家子没被出乎意料的灾难所冲垮，却是平稳和睦地抵挡住这一沉重的打击。

　　1998年10月于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

　　选自《爱国海军耆宿陈兆锵将军》故宫闹鬼事件